第一章 人生是一半蹉跎，一半柔和（4）

　　一册高中生的“文学”课本，其文学内容之丰富，绝不比目前的一本什么文学刊物差，甚至要比目前的某些文学刊物的内容更丰富，水平更优秀。收入高中“文学”课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章节。古今中外的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无所偏废。

　　“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的小说，郭沫若的词，闻一多、拜伦、雪莱、裴多菲的诗，马克·吐温的小说，欧·亨利的小说，高尔基的小说……货真价实的一册综合性文学刊物。

　　那时的高中“文学”课多么好！

　　我相信，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愿上代数课的，有不愿上物理课、化学课、政治课的，但如果谁不愿上“文学”课则太难理解了！

　　我到北大荒后，曾当过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教过“语文”。七十年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让我这样的老师根本不愿拿起来，远不如“扫盲运动”中的工农课本。

　　当年，哥哥读过的“文学”课本，我都一册册保存起来，成了我的首批“文学”藏书。哥哥还很舍不得将它们给予我呢！

　　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捧起“文学”课本，为我朗读，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用心启发我们。

　　一个高中生朗读的“文学”，比一位没有文化的母亲讲的故事当然更是文学的“享受”。某些我曾听母亲讲过的故事，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由哥哥照着课本一句句朗读给我们听，产生的感受也大不相同。从母亲口中，我是听不到哥哥从高中“文学”课本读出来的那些文学词句的。我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是“口头文学”的熏陶，我从哥哥那里获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的熏陶。

　　感激六十年代的高中“文学”课本的编者们！

　　哥哥还经常从他的高中同学们手中将一些书借回家里来看。他和他的几名要好的男女同学还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哥哥的高中母校是哈尔滨一中，是重点学校。在他们这些重点学校的喜爱文学的高中生之间，阅读外国名著蔚然成风。他们那个“阅读小组”还有一张大家公用的哈尔滨图书馆的借书证。

　　哥哥每次借的书，我都请求他看完后迟还几天，让我也看完。哥哥一向满足我的愿望。

　　可以说我是从大量阅读外国作品开始真正接触文学的。我受哥哥的影响，非常崇拜苏俄文学，至今认为苏俄文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当代苏联文学不但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也比我们捷足先登。当代苏联文学可以明显地看到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有机结合。苏联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成功的实践。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连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苏俄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文字上则接近翻译体小说。后来才在创作实践中渐渐意识到自己中华民族文学语言的基本功很弱，才开始注重对中国小说的阅读，才开始在实践中补习中国传统小说这一课。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书，看哥哥借到的书，小人书铺是中学时代的“极乐园”。

　　那时我们家已从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妇们新搬到一地，首先关心附近有几家商店一样，我首先寻找的是附近有没有小人书铺。令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一带的小人书铺真不少。

　　从我们家搬到光仁街后到我下乡前，我几乎将那一带小人书铺中我认为好的小人书看遍了。

　　我看小人书，怀着这样的心理：自己阅读长篇小说时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否和小人书上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兴。二者相差甚远，我则重新细读某部长篇小说，想要弄明白个所以然。有些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过两遍的。

　　谈到读长篇，我想到了《红旗谱》，我认为它是建国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由《红旗谱》我又想起两件事。

　　我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才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二百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空间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使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

　　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向他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八百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低垂向缝纫机，正做活。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

　　母亲没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

　　母亲仍未听见。

　　“妈！”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而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三分之二。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着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一百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继续散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止做活，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吗？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的，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缝纫机旁！……”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

　　我没有用母亲给我那两元钱买《红旗谱》。

　　几天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

　　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桌上。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我讷讷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

　　“你向妈要钱买书妈不给过你吗？”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

　　母亲变得格外慈爱。她抚摸着我的头发，许久又说：“妈妈不去做活，靠你爸每月寄回家那点钱，日子没法过啊……”

　　《红旗谱》这本书没买，我心里总觉得是一个很大愿望没实现。

　　那时我已有了六七十本小人书，我便想到了出租小人书。我的同学中就有出租过小人书的。一天少可得两三毛钱，多可得四五毛钱，再买新书，以此法渐渐增多自己的小人书。

　　一个星期天，我将自己的全部小人书背着母亲用块旧塑料布包上，带着偷偷溜出家门，来到火车站。在站前广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下，铺开塑料布，摆好小人书。坐一旁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