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神秘的红色女特工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宣中华的英勇牺牲，给吴先清带来沉重的打击，因为宣中华不但是吴先清的恋人，更是她革命的引路人。

　　时针倒拨。1922年暑假，吴先清随宣中华来到上虞白马湖春晖学校，参加青年团组织的讲学会。当时的春晖中学，云集了一大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包括朱自清、李叔同、何香凝、陈望道、刘大白、经亨颐等人。在宣中华的带领下，吴先清有机会与他们一起学习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受益匪浅。1924年，在宣中华的介绍下，吴先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浙江省最早的三位女共产党员之一，是台州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同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为伉俪。

　　1924年5月1日下午，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在杭州湖滨运动场，主持召开“杭州工界五一节运动”纪念会，吴先清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五一节纪念活动的意义，号召女工奋起争取妇女的解放。

　　1924年下半年，吴先清调到上海杨树浦一带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活跃在各工厂的工人之中。她一边在小沙渡工人学校教书，一边从事妇女运动，与战友们一起，在眉州路永安纱厂后面创办了一个革命团体“工人进德会”，以提倡工人福利为号召，在沪东纱厂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吴先清经常深入到工人队伍中，她工作有能力、有魄力，善于联系群众做宣传鼓动，在工人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在吴先清的努力下，上海小沙渡的工会会员，从一千多人迅速增加到六千多人。1924年底，中国共产党为配合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倡议，在全国发起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各地纷纷响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吴先清以工人运动领袖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后，吴先清被推选为委员，负责庶务股工作。此后，她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组织，更广泛地组织妇女投入“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妇女”的国民会议运动。

　　1925年一二月间，吴先清在大康纱厂向工人宣传革命时，被杨树浦格兰路巡捕房逮捕。裕丰厂工人知道消息后，立即集合数百人，与大康、同兴、上海三厂等厂的工人一起赶到捕房要人。经过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工人斗争，法庭最后判吴先清妨害秩序罪，罚大洋一百块，并当庭释放。

　　1925年初，上海日厂厂方无理开除工人，拘捕工人代表。吴先清按照党组织指示，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并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散发时被警察抓住。吴先清发现警察把周围出事圈里的人全部都拘捕，说明警察并没有掌握谁在散发传单。于是在审讯时，她咬定自己是过路的，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散发传单，警察找不出证据，只好放了她。不久，吴先清又参加了上海五卅反帝运动。由于她在工作中卓有成绩，中共上海区委于1925年8月28日，指定吴先清等五人为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中，吴先清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常常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就在她足月即将临产的时间里，还坚持天天外出工作。当时，她和宣中华住上海市闸北联盛里，生活条件十分艰难，寒冬腊月里，夫妻俩只有一件棉衣，一个外出穿上了棉衣，另一个就只好坐在被窝里等着。然而，这样艰苦的生活，也未能丝毫减弱他俩的革命意志，夫妻双双为革命努力工作着，他们互勉互励，比翼齐飞。

　　1925年初冬，中共党组织决定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21岁的吴先清，毫不犹豫就此放下了出生仅12天的女儿，乘船至海参崴，几经周折年底抵达莫斯科。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那个刚刚出生的女儿，因无人照料，还未满月便夭折了。

　　吴先清到达莫斯科后，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人们难以想象，此时的吴先清没有一点俄语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底子也比较薄弱。但是，她没有被这些困难所难倒，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刻苦学习，经常请俄语基础好的同学帮助她翻译，利用业余休息时间补课并消化课堂上的知识。她虚心拜理论水平高的同志为师，并注重结合自己国内的革命实践活动参与班级开展的讨论。在东方大学，吴先清负责团里的宣传工作。她率先垂范、敢为人先，工作处处抢着干，又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很有魄力和影响力，留莫支部一致称赞她为名副其实的优秀共产党员。

　　1927年4月下旬，身在莫斯科学习的吴先清得知了宣中华英勇牺性的噩耗，痛彻心扉、悲痛万分。她怎么也没想到与宣中华上海一别竟成永诀。她忍受着极大的悲痛而努力工作，发誓一定要为死难者报仇雪恨。

　　就在她心情万分悲伤的日子里，有一位和宣中华同样优秀的青年给予她鼓励和安慰。他就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刘鼎。

　　在这里先介绍一下刘鼎：刘鼎原名叫阚思俊，字尊民，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刘鼎考入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打下扎实的工科基础，并掌握了英语，还学了德语。那段时间，正是杭州新文化运动和“一师学潮”风起云涌的阶段。刘鼎深受革命思想熏陶，他同上海大学的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等一起谈论革命。1923年，刘鼎经郭伯和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赴德国勤工俭学。1924年12月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刘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旅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6年初，刘鼎离开柏林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刘鼎和吴先清他们几乎是同时进入东方大学的。而且，两人都在杭州、上海工作过的经历。也正是因为有过相同的经历，很快他们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在刘鼎的鼓励和安慰下，吴先清逐渐走出了悲伤，身在异国他乡的两颗火热的心渐渐地走到了一起。为了便于学习工作和生活，1927年底，吴先清与刘鼎在莫斯科喜结良缘。

　　在此期间，刘鼎被调到苏联空军机械学校任中国班政治指导员兼助教。1928年初又被调回东方大学，任中共东方大学总支委员。刘鼎在国内就是学习机电专业的，而且他十分聪明，勤奋好学，掌握了一手的绝活。如电话、电报、无线电及工兵通讯联络技术、炸药和爆破技术等，以及有关一般兵器和坦克、飞机的性能、维修及其他军用技术。这为他后来从事特科工作以及成为红军、八路军的兵工专家打下基础。

　　1928年春，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吴先清和刘鼎都同时转中山大学工作。1928年7月，吴先清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刘莫阳。1929年，吴先清与刘鼎奉调回国。他们忍痛把自己不到一周岁的孩子刘莫阳送进苏联国际儿童的保育院，踏上了归途。在途经中苏边界时，恰遇“中东路事件”发生，吴先清等停留伯力。滞留期间，吴先清担任伯力俱乐部主任，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宣传苏联的民族政策，团结外国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3O年春，他们经过秘密化装，取道大连、天津终于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以后，刘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情报科担任副科长。吴先清先是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深入浦东地区开展妇女工作。193O年夏，党中央把她调到“中央特科”，在刘鼎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从此，她也开始了在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红色间谍生涯。

　　在这里先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由来：1927年5月，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经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着重点的“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同年9月即被撤销。这是中央特科的前身。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增选周恩来和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由周恩来分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会议之后，周恩来立即着手整顿政治保卫机关，在原特务工作科的基础上，创建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最初由顾顺章担任科长。“中央特科”在1928年4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周恩来将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调进特科，化名王庸，担任了情报科科长。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他们除利用社会职业掩护亲自搜集情报外，情报科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方式刺探情报。“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当时，中共中央派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杨登瀛四人潜伏在中统内部。钱壮飞成为中统特务负责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以及租界巡捕房的一些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1930年是“中央特科”发展最鼎盛阶段，并一直持续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

　　夫妻两人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好似在刀尖上行走、在悬崖峭壁上漫步，随时都面临陷阱和危险。为此，为了工作他们要经常搬家转移，或者改变自己的身份，变换自己的形象。就是在这种险象环生的严酷环境中，吴先清和刘鼎夫妻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作为情报专家刘鼎不但擅长化妆、跟踪、侦查、情报传递等基本特工技能，且记忆力极强，能够记住整本复杂的译电密码，还精通地下无线电台。吴先清中等身材，长相恬静俊美，宛如秋菊般优雅。她善于乔装打扮，机智勇敢，扮成什么像什么。她有时候盛装艳服，进出上层社会；有时候穿着粗衣布鞋，活跃在工人居住地区；有时候则装扮成显得土里土气的农妇，出现在乡间村落。吴先清就是这样在不同的领域里从容游走，在多元的身份中穿梭自如。刘鼎负责用无线电台与各有关部门联络，吴先清负责保管和传送中央文件与情报。吴先清还曾利用自己家乡特产黄岩蜜橘，在小街巷口开设了一间小水果店作掩护。夫妻俩巧妙配合，一个在阁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水果生意。他们机智灵活，出色完成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

　　有一天，吴先清在上海的街头遇到了她的弟弟吴全源。在吴先清的带动和影响下，她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姐弟俩几年不见了，这次街头相遇，两人都非常高兴。他们找到一间茶座聊了起来。弟弟吴全源向吴先清讲了自己的工作遭遇。原来，吴全源所在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被捕投入浙江陆军监狱。后来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的担保释放。陈宝骅是陈立夫的堂侄。吴全源和陈宝骅有过生死之交。见吴全源在浙江难以立足，陈宝骅保荐他到上海在国民党创办的《新生命》月刊任总务主任。

　　吴先清听了弟弟的这一番话，觉得这一关系可以利用过来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征得陈赓的同意后，她把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设在《新生命》月刊发行处的楼上。通过弟弟吴全源的介绍，吴先清很快就与陈宝骅拉上关系，开始密切交往起来。陈宝骅请客、交际时也乐于邀请她同去。吴先清经常穿着旗袍，烫起时髦的发型，戴着白玉手镯和钻戒，打扮得雍容华贵，加上她本来就很漂亮，气质高雅，她很快地便从陈宝骅的圈子中结识了许多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物，特别是“江浙帮”的人，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国民党内部大量的极其机密的重要情报，特别是对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由于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及时送出情报，周恩来果断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安全转移。由于顾顺章的告密，恽代英、蔡和森等党的领导人被捕后英勇牺牲。此后，周恩来重组了特科，由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

　　1931年10月，刘鼎在上海外滩公园与地下工作者接头时，被国民党特务盯住而被捕。吴先清外出回家时，立即觉察到周围情况有异样，便当机立断不进家门，在街上三转两绕得以脱险。此后，吴先清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同时负责与被转移到南京监狱中的刘鼎联络。

　　为了营救丈夫刘鼎出狱，吴先清充分利用各种关系进行积极活动。她首先想到了家嫂孙儒珍。孙儒珍是吴先清大哥吴全清的妻子，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她在北京念书时结识了当时在保定军校念书的一些老乡，这些人经过十多年的军旅奋斗，都已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要职。吴先清认为这些关系可以利用，于是就请嫂子到南京去拜访她熟悉的那些要员，给想想办法。孙儒珍马上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到了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说明来意希望能够探望关在南京监狱的妹夫刘鼎。这个督察处长看在老乡的情面上毫无推托，以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孙儒珍去探狱。这次顺利探监后，潘汉年派吴先清姑嫂两人再次到南京设法通知刘鼎“可以用灵活的方式争取早日出狱，登报也可以。或打入南京敌特组织秘密工作，或回上海党内工作，由你自己酌情处理。”于是，第二次姑嫂俩来到南京，先在中央饭店住下，再打电话给督察处长李进德。李进德接到电话后，怕她们有危险，便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住下。安顿妥当后，吴先清再去找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他出面疏通。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与周至柔是临海老乡，吴全清还曾经当过周至柔的机要秘书。周至柔与吴家关系很熟悉，时有来往。所以，周至柔对吴先清是了解的，知道吴先清是“干共产党的”。那时候国民党称共产党为“绿客”（临海方言，即土匪）。当周至柔一见到吴先清和孙儒珍进门，便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来了!”吴先清十分坦然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关起来。”周至柔把两手一摊，微笑着说：“放人，我爱莫能助，护送你去探狱，疏通关系让你以后探狱方便，这个没问题。”吴先清利用这些关系，通过探狱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组织的指示，自己也得以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遵照上级指示，1932年9月，刘鼎经老乡国民党《中国日报》社长康泽等人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刚出监狱大门，特工出身的刘鼎就敏锐的发现有人跟踪，于是他灵活机智甩掉“尾巴”，迅速赶回了上海，与吴先清一起，又开始了党的秘密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