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旅团长和这支参观团抵达宋庄东北离八路军前沿阵地30多米的地方时,八路军指挥员一声令下,三挺轻机枪和一挺重机枪,还有一个掷弹筒集中火力向日军猛烈射击。

  坂本旅团长当即毙命,骑兵队和参观团,被打得纷纷扑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卫队在后面一听到枪炮声,立即兵分东、北两路向八路军阵地冲来。这支卫队经过严格训练并且装备精良,他们以班为单位轮番冲锋。但被八路军狠狠打垮。经过几次反击,这支卫队只剩下50来人。

  在八路军与日军激战时,附近各据点的敌人纷纷增援,宋庄的东南面被敌人封锁,东、西、北三面都遭到敌人攻击,形势变得严重起来。

  这样,从中午12时到天黑,战斗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八路军不仅击溃了坂本的卫队和附近据点增接之敌,而且抗击着深泽、无极、定县、饶阳远近各大据点的援敌2500余人。

  日军使用了各种火炮、掷弹筒,把八路军修筑的两道工事几乎轰平。日军一次又一次组织冲锋,三番五次争夺房上制高点。

  八路军全体官兵沉着、勇猛而机智地应战,用步枪和手榴弹大量地杀伤敌人。危急时在房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敌人冲进街中均被激烈的火力赶出。

  天黑之后,日军已伤亡过半,不得不停止攻击,等待天亮后继续增兵。这时,我八路军出其不意,发起快速袭击,迅猛突围。日军怎么也不相信坚守这么长时间只是这么一支不大的队伍,以为八路军主力仍在庄里。于是仍然紧紧围住宋庄。待天亮后冲进去时,八路军一个影子也没有。

  宋庄战斗毙伤日军800余人。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提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是一个真理:正义的战争只能是人民的战争。全民族的参战,这就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日本侵略者最终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结局当然是敌人的灭顶之灾。

  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1月7日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提出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普遍发展民兵、自卫队等群众武装,并使三者密切结合,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使各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统一了党政军民的步伐,推动了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发展。

  在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广泛地开展起来。在对日军“扫荡”、“蚕食”与“清剿”的斗争中,根据地不分军队与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都汇入了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巨大浪潮中。

  广大人民群众在对敌人的作战中,创造了各种各样打击敌人的游击战术。这些战术行之有效,敌人闻之胆丧。

  “爆炸战”,是游击战争中广大群众创造的一种最有效的打击敌人的方式,在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爆炸战”使用的武器是地雷,也叫“地雷战”。地雷构造简单,取材方便,几乎每个村庄都能够制造。最初普遍使用铁雷,以雪逐步发展有石雷、磁雷,以至于任何瓶子、罐子、破铁壶装上炸药安上雷管都成了很有效的爆炸物。

  爆炸战的普遍展开,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敌人在“扫荡”中,随处都有可能触到地雷。道路上、田野里、屋门口、房间内都有人民群众留给敌人的这种“礼物”。这使得敌人感到草木皆兵,每次行动都胆战心惊。丧命于地雷的敌人数不胜数。

  与“爆炸战”同时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游击战术是村落地道战。

  地道战是华北平原上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重要形式。地道战使敌人感到茫然无措。敌人在明处,我军民在暗处,神出鬼没,与敌人周旋继而消灭敌人,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在“五一大扫荡”中,5月27日这一天,定县的北疃村,游击队依托地道作战,使前来“扫荡”的日军受到沉重打击。不幸被日军发现一个地道口。这时,日军违背国际公约极其凶残地朝地道口施放毒气,毒死800余名躲避在地道内的无辜百姓。这便是“北疃惨案”。

  无极县的赵户村,在对日军的游击战中非常活跃。“五一大扫荡”开始后不久,八路军两个连开到这里,支援赵户村民兵的游击战。他们利用村沿、房屋工事与地道、爆炸相结合,在24天内打退了敌人1000余人连续4次的进攻,毙伤敌人200余人,而八路军、民兵伤亡甚少。

  冀中反“扫荡”后期,日军完全控制了冀中根据地中心区,转入全面“清剿”。局势日益严峻起来。中共冀中区委和八路军冀中**根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的指示,留下部分地方武装就地坚持反“清剿”斗争,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迅速转移邻区。至7月初,冀中区委和**及主力部队一部撤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另一部则转移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冀鲁边区。

  日军在这次大“扫荡”中,将有8000个村庄6万平方公里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670个小块,形成“格子网”。冀中根据地便大部沦为了敌占区,少部变为游击区。

  日军在这次“扫荡”中杀害群众达5万余人,使整个大平原地区出现了“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惨状。从此,冀中地区的斗争进入更加困难的阶段。

  日军在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五一大扫荡”的同时,对冀南抗日根据地也开始实行大合围“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