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汪精卫集团的卖身契，在这个“要纲”中，日本获得了多年来企图用武力压服中国人民未能获得的侵华权益。

　　在日本的策划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大小汉奸于1940年1月麇集青岛。这是一次大小傀儡集团统一对伪中央政府成立工作进行最后润饰的会议。经过明争暗斗，最后决定：取消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汪记政权所委任的范围内；取消华中“维新政府”，其成员由汪记政权吸收过来。

　　就在汪精卫参加青岛会议之时，汪精卫集团平地起风波，其重要成员高宗武、陶希圣趁机叛离了汪精卫而出走香港。

　　1月20日，香港《大公报》引人注目地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的信和“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

　　一时舆论大哗，汪精卫集团卖国的铁证大白于天下。汪精卫被这个消息弄得手足无措，涕泪滂沱。

　　汪精卫遭此沉重打击，并未放慢投降卖国的脚步。他在青岛接见路透社记者时，还故作镇静地说：

　　“抑不论何种运动，其内部发生此类腐败分子，盖为趋势所难免，而其结果，则此等分子归于自己淘汰，对于大局，则毫无损也。”

　　高、陶事件是汪精卫集团的一次内讧，是分赃不均的结果：

　　陶希圣为汪精卫运筹帷幄，自念功不在周佛诲之下，他是求获得一个实业部长，不料这个肥缺，汪精卫已许给梅思平，他仅得一个毫无经济实利的宣传部长。

　　高宗武一心想当外交部长，汪精卫因他年轻资浅，仅给了个外交部次长。高宗武觉得卖了这样大的气力却落得如此，十分愤愤不平。

　　高、陶的出走，还有杜月笙的策反以及军统的威胁。军统扬言高、陶再效忠汪逆就要对他们不起了。

　　后来，陶希圣投奔到重庆来了，高宗武则避居于美国。

　　日、汪密约的揭露，使蒋介石在1月30日专门发表了“就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指出了日本亡华的狠毒。

　　英、美、法等国也纷纷发表声明，决心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2000万美元。英、美、法等国还抽调兵力增强了远东地区的防务。

　　汪精卫集团为显示它是国民党的“正统”，不日成立“政府”，而谓之“还都”。这“还都”美梦，汪氏已沉迷多时。终于，这一场好戏锣鼓齐备、粉墨登场了：

　　1940年3月30日，艰难的处境，尴尬的形式，使仪式看起来不像是吉庆的场面，似乎有一种治丧的意味。

　　汪精卫这天显出了苍老，他神情憔悴地走上主席台。“国歌”开始唱起来。文武大员们清了清嗓子跟着唱，一派缓徐而沉闷的腔调。

　　汪精卫就在这种不景气又晦黯的氛围中，登上傀儡政权儿皇帝的“宝座”。

　　汪伪政权成立后，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1940年11月，签订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定，让日本对整个沦陷地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部控制，对内大力强化法西斯统治和掠夺，组织伪军，扩充警察、特务，发展汉奸武装力量，配合日军在沦陷区实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同时又发动“东亚联盟运动”和“新民国运动”，进行法西斯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法西斯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又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汪精卫的种种行动虽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却不能挽救南京汪伪政权覆灭的厄运。

　　汪伪政权从1940年3月30日粉黑登场，至1945年8月16日宣布解散，历时5年零4个月又17天，至此曲终人散，彻底覆灭。

　　1943年11月5日，汪精卫到东京出席“大东亚会议”。其时，汪精卫已是病恹恹而力不支，长期的糖尿病和心脏病，早已磨损了他的身体，尤其是枪伤时常发作，他的身体已呈分崩离析之状。

　　这枪伤是1935年被义士孙凤鸣射中，三颗子弹取出两颗，背脊骨中的那一颗难以取出，便成了汪精卫致命的创伤。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次年3月，汪精卫被秘密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治疗。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不治身亡，终年62岁。他死后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前，国民党当局指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汪精卫虽已尸骸无存，但其叛国巨奸之恶名，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