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还要谷正鼎转告蒋介石：“他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值得，如搞得不好，我走了还是要回来的。”
这期间，汪精卫正与日本潜伏河内的特务机关 ——“梅”机关的犬养健（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接触。犬养健常扮作越南渔夫模样与汪精卫集团联络。
汪精卫在河内首先组织了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均由汪精卫自任主委；财委由周佛海任主委。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是政治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决计赴上海筹建政府，定期为1939年5月7日。
由于谷正鼎使命失败，蒋介石决定使出最后一招——人身击杀。
蒋介石召来了戴笠，对他布置了这个任务，令他根除后患。
戴笠受命归来，思忖这个任务并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出了国界，况且对象并非等闲人物。
戴笠久久思索，派谁去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才好呢？谁能够担当得起这一个艰巨的任务呢？最后他决定启用他的得力干将陈恭澍。
陈恭澍毕业于庐山特训班，精明强悍，有勇有谋。每一次的行动，他都完成得非常出色。然而，这一次的行动，非同小可，陈恭澍掂量得出这件事的分量。如果行动成功，完成了任务，受到嘉奖官运会由此亨通，但这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内心会有一种极大的满足：他为中国除了一祸害，真正为抗战立下了一功。
他走在街上曾看见，人们自动捐钱用铁铸造的汪逆及其老婆陈璧君的跪像被置于路旁，上面满是唾沫和垃圾；有儿童用棍子一棍一棍地击打。现在，将由他去击打的，是一个已在祸国殃民的活生生的汪精卫。他产生出了一种行动的巨大激情。
陈恭澍带领着几名军统局特工来到了河内。他们精心策划，不敢大意，一步一步做着具体的工作，极有耐心地慢慢接近那个最终的目标。
汪精卫住在河内高朗街27号，是一幢三层的洋房，带有花园。用竹篱围住。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夫妇分别住三楼的两间卧室，二楼为会客厅及其他随从人员卧室，底层是汽车房及佣人和卫士居住。
陈恭澍在汪宅对面租赁了一幢房子。特工们窥察着汪宅的一切情况，汪精卫的起居时间，生活规律，出门路线，来往人员等等。
他们就这样潜伏了20多天，制定了多个行动方案。
1939年3月21日凌晨2时左右，河内高朗街一片寂静，昏黄街灯下的马路上悄无声息。
陈恭澍与5名特工悄悄地弄断了篱笆，爬进了花园，扒梯攀上了门窗，再使用钩索上到了三楼。陈恭澍与另一名特工向汪精卫的卧室摸去，走廊里陈恭澍已握枪在手，他决定自己来射杀汪逆。
来到了汪精卫的卧室门口，陈恭澍毫不迟疑猛力撞开房门，房间里立即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叫，一个男人从床上坐起来，陈恭澍举枪对着黑暗中那个男人的胸口，近距离开了三枪。在他看来，汪精卫必死无疑。
天亮后，由于当地军警搜捕，三名特工被捉。然而，令他们沮丧和颓唐的是：汪精卫没死，并且一点伤都没有受。
原来，20日晚上曾伸鸣的妻子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给了曾仲鸣夫妇住。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曾仲鸣被杀的消息，22日传到东京。日本人着急了，汪精卫是他们煞费苦心扶持的傀儡，是寄予了厚望的难得人选，如果出了什么差池，岂不是空忙一场？于是，日本五相会议立即决定由影佐大佐配备所需人员担任营救汪精卫的工作，并命令影佐用熟悉越南航程的山下轮船公司的“北光丸”，尽快地把汪精卫转移到安全地点。
4月18日，影佐祯昭见到了汪精卫。影佐说道：
“我是奉日本政府的命令，前来帮助先生移住到安全地方的。先生打算今后往哪里迁移？”
汪精卫首先表示了谢意，然后说：
“经过多方考虑，现得到一个结论，以上海对今后的活动最为适宜；此外可作候补地点的有香港和广东。香港的英国官员监视很严，目前在该地的陈公博和林伯生无法活动；广东对孙中山先生和我自己说来都是关系很深的地区，但现在已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有可能给中国人民以一种印象，认为我是在日本军队保护下搞和平的。和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手里，而且是世界上数得到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体谅我的爱国运动的诚意。”
汪精卫已经是在日军的卵翼之下，可他却硬要装出以独立的姿态在行事。更可笑的是汪精卫执意不乘日本轮船，而是租用一艘法国小轮船“哈费斯号”。
25日夜，汪精卫等逃出河内，但天不作美，“哈费斯号”船小经不住险风恶浪，无法前进。这样，汪精卫一干人仍然被收容到“北光丸”，经过新加坡、基隆，于5月6日到达上海。
汪精卫上岸后，就住在上海江湾土肥原公馆。
日本派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大佐去同汪精卫会谈。
会谈中，汪精卫将他的活动计划告知今井武夫转达东京。这个计划要点如下：
1．单靠言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自己建立和平政府，使日、华提携成为现实，给一般国民证明抗战是毫无意义之举；并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行近卫第三次声明，如实地使四亿中国民众知晓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