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3）

　　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

　　二十九军官兵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各救亡团体慰劳和鼓励的影响，他们深刻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不把日本侵略者打败，全中国人民就有当亡国奴的危险。二十九军在装备处于劣势的不利条件下，士气旺盛，人人皆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奋勇杀敌，有不少受伤官兵坚持不下火线。当敌人以增调的坦克队向我军阵地冲来时，我军以一个连的单薄兵力，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冲锋陷阵，将日军的九辆坦克全部击毁击退。附近军民看到中国军队英勇杀敌，甚为感动，在中共领导下的各救亡团体，冒着敌人的炮火纷纷参加救护工作，把受伤官兵送到医院，为阵地激战的官兵送水送饭、搬运弹药。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协助军队作战和固守宛平县城，很快就在城墙做好了防空洞和枪眼。有的群众，看到前线撤下的中国军队伤兵，一边帮助转移后方，一边含泪爱抚和安慰……这些生动感人的事迹，愈加振奋了前线的军心，鼓舞了官兵保家卫国的壮志。

　　“卢沟桥事变”突发，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庐山。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主张；并声明愿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面对100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士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四万万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声终于有了回音！

　　7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前线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中共中央为促进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

　　当时，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全国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但中共代表被排除在谈话会之外，他们只能秘密地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谈判国共之间的协作问题。而蒋介石对《宣言》态度冷淡，把它搁置一边，另外提出了他设计的一套方案。他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训练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意见，中共中央决不能接受。这时的蒋介石尚未下决心发动全国抗战，他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到苏联，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鉴于上述蒋介石的一系列指导思想，致使第二次庐山谈判宣告破裂。周恩来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离开庐山，经上海返回延安。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又拿起“谈判”的武器来对付中国政府，日本驻屯军宣称华北事件可以“局部解决”，对冀察当局采取威逼和诱降兼施的办法。北平、天津的汉奸开始大肆活动起来。汉奸齐燮元，过去曾极力建议宋哲元恢复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国旗，这时又亲自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寓所劝降。他厚颜无耻地对秦德纯说：“如果与日方进一步合作，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而汉奸潘毓桂、张壁、陈觉生等，还乘此机会秘密进行逼走宋哲元的阴谋，以使冀察地区进一步伪化，达到卖国求荣的目的。就在这威逼与利诱兼施的烟幕下，日本政府加紧了侵华战争的行动。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16日即派10万陆军火速来华；17日，东京“五相会议”又作出了投放侵华日军40万的决定。

　　面对迅速开进的日本大军，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声中，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对日抗战的讲话，对卢沟桥事件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他在讲话中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并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