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素昧平生，却彼此感动温暖

　　黄石的九月依然酷暑难消，骄阳似乎将这座不大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烤箱，而我们无疑是烤箱里的番薯。

　　大学的第一课是为期二十天的军训，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感觉只是在时间上延长了许多。在中学和小学，军训只不过就是类似户外拓展的一种“加饭菜”，一般和教官玩玩打打就过去了。所以对待这次大学的军训，系里的同学们起初也没当回事儿。和教官们开开玩笑，有时偷偷懒，可还没过一天，大家都错了。

　　“站好！你们什么时候有站相了，就休息！不然就给LZ站一天。”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大的教官对我们呵斥着，俨然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

　　大家站在高高的日头下，额头的汗珠如自来水般的涌了下来，薄短袖立刻被淋湿了个透。从近处看，好似每个人都穿了“透明衣”一样，挺尴尬的。

　　“我们需要休息，感觉口渴。”一位同学突然叫了起来。

　　“口渴给我咽口水，不许动！”

　　“再不喝水我就晕了！”

　　“晕了去你们的医务室，和我有什么关系？”

　　两位依然不依不饶。后来的结果是我们休息了，他却继续罚站。

　　那时的我们才刷新了对军训教官的印象，不再是像从前那样和我们打闹嬉戏的人了。

　　二十天的时间，白天军训，晚上还要集体练习唱军歌，可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就连同班同学都不知道是谁，在一起的全是系里新入学的男生。

　　军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儿，其中一件就是男生集体“罢课”。

　　有天下午的科目是走正步，男生六人一排，一排一排的走二十米远的正步。起初大家练习还算用心，一步一步的踏实走着。坚持一小时后，教官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依然让大家走正步，累了就站军姿。

　　有个同学突然又冒了出来，大声质问：“教官，你为什么不让我们休息？”

　　“LZ没说停，就不能停！”

　　“那我就是不走了！”大伙儿有些吃惊，眼光齐刷刷的扫了过去。

　　教官听后，气冲冲的迈着大步向他走过去，抓起他的衣襟，大声叫喊：”你再给我说一遍？“

　　那位同学也不再辩说，而是抓起教官的手不断的拧巴，意思是让他松开。

　　愈是这样，教官抓得愈是紧了，丝毫不肯放手。不知是这同学逼急了还是最近的怨气积累多了，看着他不放手，硬是直冲冲的踹了教官一脚。

　　后来的场景，大家也猜到了。两人扭打成一团，旁边的同学不断劝架。在将二人拉开时，教官突然吹响了口哨，大喊紧急集合。

　　哨声一响，近二十多个教官哗啦哗啦的向我们这边靠拢集结，大有一股排山倒海的气势加之凶神恶煞的目光。领头的那位教官手指着那位打架的学生说道：”你TMD敢动手？“

　　那位学生不说话。

　　就在这位还想准备怒吼吼的发难时，学校的辅导员及时赶到了。最终，此事以那位男同学做了三十个俯卧撑而告一段落。

　　刚入大学那会儿，对学校不了解，也不认识什么朋友。心里不痛快了也不知道对谁讲，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苦命相连的男生说道。

　　”凭什么要罚他做三十个俯卧撑，其实教官也有错！“不知是谁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突然冒了这么一句，当即得到了全体男生的相应，包括我。心底里感觉委屈，加上这段日子的军训苦不堪言，早就想找一个发泄点。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的数落着教官的种种不是。”要不我们今天晚上的练歌罢工，不去了！“三班新闻专业的同学提议。

　　”好，不去！”

　　原本只是十几个同学之间的情绪发泄，可不知为什么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几乎系里百分之七十的男同学在那天晚上都没有去练歌。

　　那天，我们寝室的四个都没去。

　　付显诚去洗澡了，刘文宇去他姐姐那儿了，剩下我和杨伟佳坐在寝室里。

　　“伟佳，你高考考的怎么样？”我有些好奇。

　　“没考好，只能上三本，超了一百多分，我没去。”

　　“啊！？”天哪，他的分数比我高五十多分，我心想。

　　“三本太贵了，我想读个专科算了。不过我打算考学校里的专升本，然后再全力考研。像我们这种读中文的，必须要高学历作为支撑才有得奔。”伟佳一本正经的说着。

　　正当我准备进一步八卦八卦，寝室门“duang”的一下打开了。

　　付显诚洗完澡回来，一丝不挂，只是在要害部位遮着一块毛巾，屁股完全裸露。走进来还若无其事的和我、伟佳打着招呼，像啥事儿都没有。

　　我和杨伟佳相视一望，沉默不语。

　　话说那天”罢工“把教官急坏了，可后来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再也没有被提起。第二天军训时，教官和学生一切都回复到了平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不同的是，教官的嘴里不说脏话了，也没再延长训练时间。

　　据说那晚是惊动了校方领导。

　　也许是同病相怜的安慰吧，在背井离乡的作用下彼此之间的无助更容易形成一种快速同化后的团结以寻求暂时的安全感。其实对于这件事儿，没有完全的对与错，我把它称为火花，从家生活开始尝试融入社会生活所摩擦出的火花。这火花，单纯、干净、无杂质。

　　另外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军训比赛。

　　军训时每天晚上的练歌儿不是陶冶情操，而是为军歌大赛所做的准备。每晚，文艺部里的学姐们都会拖着音乐系里的高材生指导我们唱改变后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还分了几个声部，唱起来跌宕起伏还伴随着多样轻快的节奏感。如果不是学姐们长得漂亮，估计系里的男生也熬不过来。

　　在比赛那天，由于中文系被排在了倒数几个上场，所以轮到我们时已经是五点多钟了。

　　系里几百号人站在操场上，随着指挥的手一挥，声音响起“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说起来还真像拍电视剧一样，当我们唱起这句时，天上通红的太阳已经真快落山了。不少同学心里会想，这么应景儿，大伙儿唱的也这么动情，加之那么多个声部的花样，怎么着也该拿一个二等奖吧？！在演唱完等待结果时，我们在聊天儿时都这么说。

　　然而，事实总是现实的。

　　别说二等奖，中文系连一个安慰奖都没拿到。这下，负责文艺部的杨子含终于爆发了。

　　在教官们宣布结果后，她立刻从草地上站起身来，当即带着哭腔质问：”你们凭什么不给我们奖？你们评委里一个音乐老师都没有，你们教官以什么标准来评判我们？！“

　　”对～对～说清楚！“坐在草地上的同学也跟着附和起来。

　　看着坐在评委席上的教官愣在那儿，杨子含补了一句：”你们是不是以站在第一排女生的漂亮程度来打分？你们说的出来评分标准吗？“

　　话音刚落，全场哈哈大笑，只不过杨子含还是满脸泪水，大有一股鱼死网破的范儿。

　　系里的辅导员见状赶忙跑了过来，拉起杨子含走到了一边。

　　那时全场莫名的安静，丝毫没有一点杂音。

　　记得全校的系里在操场上逐渐退场后，只有我们中文系还傻傻地坐在地上，有的同学做在哪儿默默流泪，有的同学表情木纳、呆滞。

　　“同学们，今天的经历是在课本上学不来的，社会的真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赤裸裸，希望你们今后做好准备。”杨子含对大家说。

　　当时我也是事情的经历者，杨说的有理，那时的眼泪和失落已经不再是中学和小学里的集体荣誉感，更多的也许是自我认知与社会现实性的激烈碰撞。

　　不是所有的眼泪和失落都是软弱无力的，往往正是这些看似柔弱的东西唤醒着人们的反思和前行。

　　那次我们输了，却又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