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把晚清“同治中兴”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渐次开始的改革与开放,可视为此运动的一个新起点与高潮。
在诸多看似不相关的商业事件与人物中,可抽丝剥茧出整个中国商业变迁的脉络与逻辑。在不同年代、不同舞台上闪现的“小人物”和“大事件”,串联起30年间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
本书采取见微知著的手法,记录了近30年中国商业和营销的发展与变迁。通过梳理大量的史料,从细微中见诸历史,折射出中国商业与营销历史变革的主线。
如果把晚清“同治中兴”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渐次开始的改革与开放,可视为此运动的一个新起点与高潮。
在诸多看似不相关的商业事件与人物中,可抽丝剥茧出整个中国商业变迁的脉络与逻辑。在不同年代、不同舞台上闪现的“小人物”和“大事件”,串联起30年间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
本书采取见微知著的手法,记录了近30年中国商业和营销的发展与变迁。通过梳理大量的史料,从细微中见诸历史,折射出中国商业与营销历史变革的主线。
中国历史的丰饶与文化的特殊性注定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必然具有自我的独特性,这也有异与其他国家。如果把晚清“同治中兴”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渐次开始的改革与开放,可视为此运动的一个新起点与高潮。在这30年中,中国也进行过自我否定,但最终,现代化中国所具有的特质,便是与西方世界的兼容并蓄,并有明确的自我体认,也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地位竞争新市场、新技术与新观念。
1978年的中国还没有任何“堕落”的现象,至少在马金迪眼里是如此。广州机场的一个“失物招领”的玻璃柜给马金迪留下了“中国人具有诚实精神”的印象。他还在一本《中国旅游指南》中读到,一位外国旅行者在旅馆的废纸篓里扔了一双旧鞋,但这双鞋子在他离开中国的飞机上,“回到”了他的手中。这样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拾金不昧,至少当时的中国人还不能理解外国人为什么会把旧鞋丢在废纸篓里。
过去四年,电视机的销量出现了“大跃进”。1977年的时候,中国的电视机年产量不过20万台,但到了1980年,全国已经能生产250万台了,1981年的生产量则是300万台,其中还有6万台彩色电视机。仅是北京,1977—1980年,电视机就销售出去41万台,这个数字是1967~1977年的10倍。现在,这个城市差不多每3户人家就有了2台电视机。在上海,现在已经有了100万台电视机,甚至有个郊区的生产队,109户人家就有了100台电视机。当然,这些还大多是黑白电视机。据官方统计,现时中国有1000万台电视机、5000万电视观众。
在这之前一年的3月,在广东三水诞生的健力宝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品牌,这一次却意外获得了“东方魔水”的美誉。在中国获得第14块金牌之后,日本的《东京新闻》发表了一篇《靠“魔水”快速进击?》的报道:“在中国队加快出击的背后,有一种‘魔水’起了作用。可以说,喝上一口这种‘魔水’,精力就马上充沛了。这是一种新型饮料……今后世界各国将竭力分析这种妙药的成分,在体育饮料方面完全可能发生一场革命……”
“倒爷”还分成“小倒爷”和“大倒爷”,1987年对他们的定义是,“小倒爷”是指从事非法倒卖活动的个体商贩,“大倒爷”则是指那些取得合法身份或者假冒合法身份,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企业。此时“倒爷”的活动领域已涵盖几乎所有紧俏产品的销售领域。一些“倒爷”也颇有了一些财富,烟贩子刘世奎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就获利五万元,并且还把一家五口都搬到了北京,高价租了一套房子,有了自己的一辆吉普车。
一位有着十多年管理经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和著名的营销专家,曾任职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在业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俞雷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财经作家,曾为《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财经媒体撰写专栏。他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最糟糕情况下的营销》(2002年,与陈宁合著)、《逃离外企》(2006年)、《公司名利场》(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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