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解密性质的历史读本,它解析了中国古代20个王朝崛起的秘密,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四千年来王朝兴起的深层原因,以及统治者个人素质对王朝兴衰的潜在影响,于史有据。对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唤起国人持久的爱国心和强国意识。
中国历史的最大遗产,就是崇尚国家统一。纵观历史,大一统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即使是在割据分裂的状态下,如南北朝、宋辽金等,民心也是渴望统一的,中华民族可以接受不同族群的统治,但从来不接受分裂。国家只有实现统一,才是唯一强盛的基石。这对今天海峡两岸的政治状况,有着深刻的启迪和现实意义。
一个好的历史读本,应该是时代的呼唤和需要,来迎合民众心仪已久的“大国”梦。本书即提倡一种生活化的历史阅读,和历史阅读的生活化。
本书文辞优美,形象生动,图文并茂,融知识性、趣味性、大众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热爱文史的读者,一定会从中获益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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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十分重视武备的。国家的战备工作做得好,对于保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盛以及应对内忧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
而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分水岭。
读史可知,中华民族原本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汉唐的血液沸腾着激昂的睥睨一切的因素,至宋才戛然消失。
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若论其有明白著录而可信者,盖自公元前2062年前后夏禹建国始。夏本是一个古老的部族,相传是由包括夏在内的十多个部落联合发展而成,与古代其他部落交错散居于中国境内。上古社会基本处于一个自然和谐状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和谐的音符。人们衣食无忧,生活简单而满足,以和为贵,谦让为上,君子不党,小人不争。这些,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和谐社会。所以,我国传统上把尧、舜、禹时期美称为“圣贤”时代。然而,如此静穆之景,却被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破坏了,这就是世界范围内史前民族传说中的洪水泛滥。人类为了生存,开始与灾难斗争,到唐尧、虞舜时期,有崇氏部落的首领禹最终平治了水患。他也因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夏(今河南登封县东),称夏后氏。后来舜还把帝位传给了他。禹是中国人熟知的一位治水英雄,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虽贵为天子,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是帝王君主制度下的君主典范。夏禹死后,其子启打破禅让制而即位,开君主世袭之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立国400多年,共传14代、17王。
商朝(前1562年~前1066年)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与夏、周并称为中国的“三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暴虐的夏王朝相比,商王朝的建立,是历史的进步,虽然夏商在社会形态上并无区别,但是它的诞生,毕竟给古代社会内部注入了新的活力,健全了古代阶级社会的机制。所以古书对商汤灭夏一事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政治、经济以及科学等各方面,都有着比夏代更为长足的进步。商时,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了,已开始用谷物酿酒,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能烧制白陶,进行以物易物的商品贸易,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大国之一。
商朝自汤至末帝纣王,共历17代、31王,立国500余年。
西周(前1046年~前770年),从武王灭商建国,到平王东迁,共经历300多年。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有人这样总结说,如果夏朝把握了天时变化规律的话,那么,商朝则是把握了地利的变化规律,周朝则是把握了人和的变化规律。周文王姬昌被商纣王关押在河南汤阴的羑里七年,在此期间,把伏羲的先天八卦演易成后天八卦,又进而演变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把易经研究的重点由最初的天地自然实现了向人类社会自身的转变,被后世称之为《周易》。周初的统治者即以文王的《周易》为指导思想,不断地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由周公制定的礼制固定下来,使得周朝的统治前后延续700多年,历经37代天子,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朝代。虽然周初的文化,包括文字在内,皆效法殷人,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字也与殷墟基本无异。但西周的社会制度则不同于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民的看法的不同。商时,民被视为国王的一种私有财产,可以任意殄灭民命;周则重农,慎狱,天子只是民的宗主,代天保民。显然,西周所创立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的基石。
秦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它不但结束了诸侯割据达500年之久的春秋战国时代,也结束了上古的奴隶时代和奴隶制度,并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秦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及对外开拓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统一的措施,对封建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2000年的政治体制就是沿袭秦制,秦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自秦朝起,中国开始形成了大一统思想,此后尽管屡有反复,国家也曾长期分裂(如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但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割据政权,仍以统一为号召凝聚人心,其原因就在于秦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基础和心理基础,秦始皇的功绩又不可谓不巨大。虽然大家都知道秦朝是从奴隶制度转向封建制度最成熟的国家,也都知道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但是秦始皇为什么能横扫六合,脱颖而出,并很快一统天下,就多少有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那就是,时代的趋势是其一,君王的能力也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祖500年的打拼,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
开基汉朝天下的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天子。他的出身以及争霸天下的资历,不要说与鞭挞天下的秦皇相比,就是与项羽相比,也微不足道。秦国是经过几百年几十代人的打拼,才统一天下。而刘邦仅以一介丘民之身,手提三尺长剑,在群雄角逐中脱颖而出,几年之内,就统一了天下。彻底打破了千年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由此开创了汉家400多年的基业。无疑的,刘邦创造了历史。刘邦之所以成功,并不是他能力有多么超群。刘邦自己也承认,自己运筹帷幄不如张良,治理国家不如萧何,领兵打仗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就是综合式思维。他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固执武断,知人善任,用人所长。所以他最终成为那个时代最厉害的人。他亲眼目睹了起义军颠覆秦朝的强大力量和浮躁不安的社会现状,所以他能借鉴秦亡的经验教训,废除了秦朝的苛政,采用黄老的清净无为的宽松政策,与民休息,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地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后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之后, 中国的国力已达巅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后,更是利用儒学敦化民风,同时采用法术、刑名巩固政府的权威,即所谓的“表儒里法”。一改对匈奴妥协的政策,主动进攻。并派张骞出使西域,展开结盟外交,最后迫使匈奴归顺,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首次崛起。
曹植说:“汉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阙于微细,光武知于礼义。高祖又鲜君子之风,溺儒冠,不可言敬……世祖(光武)多识仁智,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破二公於昆阳,斩阜赐于汉津。故窦融因声而景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正如曹植所言,刘秀与他的先祖刘邦相比,都起自民间,凭着非凡的能力,削平群雄,统一中国,但刘邦“鲜君子之风”,痞子味重;而刘秀身上,却有股不俗的贵族风雅和气度。他在天下大乱中,迅速崛起,所凭借的正是这种气度。他有着皇族的血统,却又谦卑待人,招贤纳士,以致使“天下英雄尽入吾毂矣”!他出身草泽,深知民间疾苦,在铲平割据势力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轻徭薄赋的民本思想,被百姓誉为“仁义之师”,这也是他所以能够开创中兴局面的原因。加之他本人一生勤政,节俭为务;在建立了东汉王朝后,罢黜贪官,陟任良吏;精简官员,裁并400余州县,因而政治为之清明,经济得到明显的恢复,被史家称为“光武中兴”。但刘秀起自豪强地主,他的统治基础所依赖的也是豪强地主的支持,虽然他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限制豪强霸占土地,但终东汉一朝,始终也无法彻底脱离豪强地主势力的掣肘,东汉末期的动乱,与此渊源颇深。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三国鼎立的平衡格局被打破了,雄踞中原的曹魏政权以其强大的实力于263年灭掉蜀国。曹氏政权在为统一南北作出努力的同时,自身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以至大权旁落。265年,司马炎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他登台祭天,受魏“禅让”而称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晋(史称西晋)。十余年后,晋平吴成功,汉末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中国又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但是,由于西晋继承的是曹魏以来施行的九品官人法,门阀士族的支持是其政权的基础,从而形成许多“衣冠望族”。司马氏集团就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当时较出名的世族有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颖川荀顗荀勋、河东卫瓘、河东裴秀、太原王浑、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但这些世家大族已失去了东汉世族的优良传统,反而汲汲于名利。司马氏集团对他们网开一面,士大夫阶层几乎无贿不收,无财不敛,致使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他们追求奢侈的生活,竞相比富,晋武帝不但不加阻止,反而带头侈糜。再加上实行倒行逆施的分封藩王的举措,埋下了灾难的火种;而从汉末就陆续移居中原的五胡民族,在一种新的文明面前,始终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相融与相持的冲突,因此,西晋的统一之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分裂的因素和不安定的成分,正如一个内脏患有疾病的巨人,很难表现出一种健康的、大一统的高昂激越的格调。
东晋王朝是在八王之乱所造成的废墟上建立的帝国,它赖以存在的政权基础主要来自于北方世族的支持。当西晋灭亡于匈奴贵族刘渊之手后,整个北中国的万里河山就成为鲜卑、匈奴、羯、氐、羌五个游牧民族扬鞭纵马的牧场,汉民族也于一夜之间,丧失了自认为文明优越的天堂。两个帝王被俘,青衣侑酒,受尽屈辱和奚落,把汉民族的最后的尊严,蹂躏殆尽。北方人民陷入了血海深渊之中。不愿在异族屠刀下呻吟的皇室、世族以及大量人口,为避战乱纷纷迁至富庶安定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汉民族史上空前规模的移民高潮,史称“衣冠南渡”。它客观上促进了江南一带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就为东晋偏安一隅作了人口、文化、心理的预备。为了安抚南迁的北方大族,东晋设立了很多侨置郡,延续了西晋时期门阀政治的传统。司马睿之所以能在江东顺利开创新局面,离不开这些南下北方世族的拥护,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东晋政治面貌的格局。东晋的历史,就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的历史。终东晋一朝,这种格局就不曾改变。其结果就是“主弱臣强”,但却能够传承11个皇帝,历104年之久,比起西晋52年的历史,正好长了一倍。何也,就是这些世家大族互相制衡的结果。这也是东晋时期不热心北伐的原因,怕其中的某一士族北伐建功,影响权力的平衡。从此,司马氏作为一种维持这种平衡的象征,才能够长久偏安江左,直至庶族刘裕的崛起,才彻底打破了门阀政治,始开宋、齐、梁、陈之局。
东胡鲜卑族显于史书者,共五部:乞伏氏、秃发氏、宇文氏、慕容氏和拓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它们先后在我国华北、西北地区建立多个割据政权,其中以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版图最大,历时最久。当刘裕在长江流域代晋建宋时,就意味着黄河流域的五胡十六国行将谢幕,而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最后戛然收尾的胜利者,即为鲜卑族之拓跋部。拓跋部从公元386年建立北魏,到439年统一北方。肇基北朝,拉开了南北朝对峙的帷幕。立国长达一个半世纪(386年~534年),北方万里江山尽为其所有。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善于吸收汉民族文化的精髓,从而使该民族脱胎换骨,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提升。当时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每个民族都面临诸多对手,互相杀伐,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果稍有闪失,整个民族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好在拓跋部的几代首领都能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确定先后打击的目标,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鲜卑族拓跋部谱写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最强音。正是在这种血与火交织成的惨烈熔炉中,铸就了中华民族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鲜卑族拓跋部是其中融合最为彻底的游牧民族,他把原始部落的尚武精神与华夏民族的辉煌文化与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催生出新的民族精神与性格,喷薄出勃勃生机。在中国的历史书页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可以说,如果没有北魏帝国的承前启后,也就搭建不起隋唐恢弘盛世的桥梁。
在民间,自古以来,人们常常将开国皇帝赋以神话色彩,视为真命天子,自觉地接受其统治,甘为臣下民。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得天下,人为和机遇各参其半,并非有什么天命所归。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隋文帝杨坚,他能创建隋朝,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广获好评的有为帝王,首先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而且他很灵敏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北周王朝的两代帝王周武帝和周宣帝在两年内相继死去,继位的周静帝只有8岁,杨坚得以国丈之身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后在一帮文臣武将的策划下,矫诏夺权,轻取天下。所以,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感叹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安坐而登帝位。”好在隋文帝英武绝伦,简朴为民,在他的精心治理下,隋朝迅速强盛起来。不仅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还开创了盛世之局——“开皇之治”。使隋朝一跃成为社会繁荣,民间多财,甲兵精锐,威震殊俗的世界一流国家。
隋朝从581建立,到618年灭亡,共38年。虽然短命,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朝代,堪比秦朝。隋与秦相比,有诸多相似之处。秦隋皆短命,但继之而起的却是长治久安的汉唐。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又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近600年的诸侯纷争局面,天下黎民获得休息,开大汉盛世;同样的,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近4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为大唐帝国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因此而言,秦隋两朝是继往开来的朝代,也是具有深刻历史教训的朝代。
李渊虽名义上是唐朝的开国之君,但在历代开国君王中却是最无才能的一位,即无文治,又无武功。滥施刑赏,安于享乐。如果没有李世民,帝王之业就会被他毁掉。因此李世民实际上是唐帝国的开国皇帝,在中国所有的开国皇帝中,除汉光武帝外,他是第二位受过良好系统教育、出身最为高贵的帝王。他胸襟开阔,文武全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当政期间,创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也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和高度繁荣的经济,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不管是商人和外交使节,都以能取得在中国居住的“绿卡”为荣。除首都长安外,全国各地主要城市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定居,如广州、扬州、泉州等城市。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不受歧视,可以经商致富,也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波斯、日本、朝鲜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担任官职的。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是一个高度自信的王朝,有着一幅海纳百川和雍容华贵的大国气度与王者风范。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了大批外国留学生,仅日本的官派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大唐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影响至今犹存。伟大的大唐帝国,它的光芒是如此深刻的照耀着中国和世界的史册。
唐末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和国力,导致了自907年到960年唐宋两朝之间53年之久的分裂割据。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叛将朱温,见唐朝衰朽,便趁机灭了唐朝建立了后梁。但他时运不济,遭到了忠心事唐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坚决反对,双方在北中国厮杀拼斗了30多年,中原陷入一片血海之中,江山凋敝,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形象地描述了唐末五代时的乱象。李存勖按其父李克用的遗愿收复幽州,北逐契丹,攻灭后梁,终于在923年建立了后唐,以示延续唐之命胙。其立马中原的英雄传奇、风云际会的时代豪歌、硝烟中崛起的系列壮剧和迅速演化的个人悲剧,亘古之未有。《资治通鉴》因此把他和后周世宗郭荣(本名柴荣)并列,誉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双璧。毛泽东也盛赞李存勖为天纵之才,说:“生子当如李亚子”。
辽朝是由契丹民族建立的,契丹民族是一个很令历史学家诧异的民族,在接触汉族农业文明的过程中,氏族迅速分化,快速跨越到了封建时代。它一度相当强大,统一了北中国。自阿保机称帝建国起,共历8帝,享国210年之久,也创建了自己辉煌灿烂的本民族文化。辽疆土最盛时,地广万里,山河弥望,东至库页岛,西至大盐池(咸海),北达贝加尔湖,南到河北、山西一带。当时的西夏、北宋也不能与之争锋,纷纷纳贡献赋,求取和平。但它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上却很晚,直到北魏时期,才有契丹八部的记载。而消失的又非常之快,甚至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也寻不到它曾有的巨人般的背影,这个号称“镔铁”的强悍民族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集体消亡了,从出现到消亡只存在了1000年。茫茫的北方大草原和雄浑的西部大漠仿佛没有留下这个民族曾经淬火的刀剑和驰骋奔突的马蹄声……而它又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相当巨大,就因为契丹占有了燕云十六州,使中原的北方门户大开,致使自宋以后的历代王朝,为恢复失地,无不倾举国之力。可以说,是辽国改变了中国历史应有的走向。
赵匡胤是宋王朝的建立者(960年~976年在位)。祖籍河北涿州,生于河南洛阳,原为后周禁军最高统领,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即帝位,国号宋。宋太祖赵匡胤一生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重新恢复了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一举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长达200年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战乱局面。使饱经战火之苦的民众终于有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我国历史上有两次名副其实的大分裂,一次是南北朝,另外一次就是五代十国,作为五代十国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但宋朝在中国整个封建历史上又是个特殊的朝代,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有着太多的不一样。大多数封建王朝都是极力发展武备,即使穷兵黩武也在所不惜,而宋朝却限制武备。宋太祖赵匡胤实际上埋下了北宋软弱的祸根。致使他的后人们失去了“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豪情和霸气,面对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西夏等的侵扰,不是积极防御,而是消极对待,贿以重金丝帛,以求苟安。虽然它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但却又是几千年来首次整体上灭亡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人朝代,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后人无尽的感慨和嗟叹!但与历史上其它著名的王朝相比,宋太祖所创建的宋朝又以其鲜明的文人政治的特色而登上中国文治盛世的顶峰,可谓中国君主专制史上最开明的一个王朝,因此,尽管宋朝300年的基业中,长期积弱,但在民间却享有盛誉,并对后世历代产生深远影响。
西夏是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在我国北方建立起来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共历10帝,享国190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过辉煌一时的成就。疆域最盛时“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辖境相当于今宁夏全境、甘肃青海大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及蒙古西南部等部分地区。前期与北宋、大辽鼎足而立,后期与南宋、金、蒙古缠斗不休。
党项民族和契丹民族都是游牧民族,其建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在崛起的掠夺战争中,由氏族部落社会阶段,逐渐迈向了阶级社会阶段,建立了专制封建政权;两者又都非常仰慕汉族先进的文化,以汉字为依托,创制了契丹文字和西夏文字,都有一个英明的君主,担当起了民族的统一大任。但西夏也和契丹一样,在立国两个世纪之后,忽然于一夜之间,在历史的尘烟里彻底地消失了,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的遗响。来去如此匆匆,兴何其速,亡何其疾!这或许是部落社会快速演进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相同宿命和忧伤了。正如一个人的成长,先天不足,本有着羸弱的身体,此时的生命意识也顽强,但在进入膏腴之地后,不能不引起他餮餮的欲望,脾胃骤然间难以适应,消化不良,以致反复成病,终成痼疾。观鲜卑族的北魏、契丹族的大辽以及女真族的金国,莫不如此!
完颜阿骨打(1068年~1123年),女真人,金朝的创立者。在中国历史上,女真人是继北魏鲜卑、契丹的辽朝之后,又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或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就已完成了本民族封建化的改革。在吸收了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和成熟的政治制度后,再加上游牧民族的尚武传统,使原本处于蒙昧状态的部落社会,犹如神助一般,一下子就脱胎换骨了。女真民族与鲜卑、契丹民族相比,崛起得更快,进入中原所需的时间更短。它几乎就是前后脚地灭亡了比它更为强大的辽朝和比它更为富裕的北宋,定都北京,北京由此成为此后中国各个朝代的首都。金朝虽没有像它的后代大清王朝一样,整体灭亡汉民族,但它在汉民族的记忆里,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印记。这就是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那样,在金朝面前屈辱求生。尤其是它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黑暗的一页:靖康之难。皇室女子惨遭蹂躏,两位帝王被掳走,尤其是宋徽宗,死后尸体竟被金人点了天灯。把历来自视为上邦之国的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心,蹂躏殆尽。成为此后中原汉族不敢揭开也不忍正视的一道屈辱的伤疤,可见金朝崛起之初是何等的强悍!
元帝国的战争机器十分庞大,它建立和统一的历史,始终是一部浴血淬火的征服史。从最初的部落之争到蒙古帝国的四处征战,从元朝的建立到最后的灭亡,无不在南征北战的烽火之中铸就着帝国的辉煌和哀伤。虽然它自1271年建国至1368年灭亡,仅仅历时97年,但它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彻底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这是元朝所取得的首要的政治成就。其次,元朝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突厥人和中亚其他一些民族的穆斯林内移中原与江南,形成回回民族,对中原的大开发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更重要的是,1247年,元朝与掌握吐蕃地方实权的喇嘛教(藏传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衮噶坚藏在凉州达成协议,归附于元朝。忽必烈遂在藏族地区设立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对西藏进行有效的管理。并在藏族地区调查户口,确定贡赋,建立驿站,屯驻军队。从此,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中国现代疆域的规模,可以说是从元朝开始初步奠定了的。再者,元朝首次在中国设立行省,行省制度是自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划时代事件,对后来政治制度的影响至为深远。省级区划单位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由此种种可以看出,元朝是对中国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伟大朝代。
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也是一个从历史的夹缝中钻出来的英雄。从一个贫无所依的小和尚到君临天下的帝王,朱元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身上特有的平民气质和自卑感一直伴随着他的君王生涯。由于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农家,对于民间的疾苦深有体会。因此,在建国之初,采取与民休息的宽松农业政策,赋税全免,使凋敝的农业和农村得以恢复生机。这一积极措施使得国家的租税额比元朝增加了三倍多,为明朝前期的社会繁荣奠定了基础。虽然朱元璋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杰出君主。但他多疑猜忌的性格,又使他广置特务,屡兴大狱,先后诛杀数万人,许多功臣勋将,文人墨客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下,留下了一段腥风血雨的专制史。朱元璋痛恨文人,为了彻底从思想上奴化文人,钳制文人,他首倡八股取士制度,使明代无数知识分子摇头摆尾,死攻八股,至死不悟,范进中举就是最鲜明的写照。八股取士制度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扼杀了无数人的才华。这一制度后被清朝统治者所继承,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桎梏。由于这一政策使作为民族精英的文人的骨气大伤,摧毁了知识分子原有的重义轻生的民族精神,给整个民族注入了奴性(有气节的,不肯就范的人都被杀掉了,如把高启腰斩八段),也为后来明王朝整体亡于外族和近代中华民族的衰落种下了祸根。
综观历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并且蓬蓬勃勃,曾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和社会规格的满族,功不可没。因为每一次民族征服之后,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民族融合,而新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思维又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了中华文明走向又一个新的高峰。虽然通向这座高峰之路,充满着悲壮,也洒满鲜血,农耕民族集体沦为游牧民族的囚徒,高度发达的文化在泛着蓝光的铁蹄之下被惨遭蹂躏,但凄风苦雨之后,呈现的却是绚丽的虹霓。如甲申之变,八旗兵以17万之众,一路斩关夺隘,凯歌入汉关,曾经如此强大的汉族仿佛集体染疫一般竟不堪一击。大明政权就这样窝囊地为异族所征服,作为民族主体的汉族未免不视之为奇耻大辱,并把1644年看作是民族痛史的开始。但是,如果抛开这种陈腐的历史观、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有清一代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清朝其强盛时期所形成的空前规模的国土与国力,远远超过了明朝,它成就了汉满蒙回藏壮维苗等各族人民共有的帝国,它成功地整合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大漠南北各民族,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版图和民族格局,为此后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提供了广阔的地理与心理基础。满族和北魏的鲜卑民族一样,是积极致力于文化融入和民族融和最为彻底的民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