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浩然口述自传》由浩然亲口讲述、作者郑实笔录。浩然曾计划写作自传体小说,但由于1993年忽然中风,使他无法完成写作计划,只能通过口述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经历。本书通过浩然的回忆,将这位在那个非凡历史时期毁誉参半的文学工作者坎坷而波折的一生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浩然的大量短篇小说在当时广为传播。他的两部长篇代表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浩然口述自传》由浩然亲口讲述、作者郑实笔录。浩然曾计划写作自传体小说,但由于1993年忽然中风,使他无法完成写作计划,只能通过口述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经历。本书通过浩然的回忆,将这位在那个非凡历史时期毁誉参半的文学工作者坎坷而波折的一生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浩然的大量短篇小说在当时广为传播。他的两部长篇代表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母亲却对瞎子的说法信以为真,当成是老天爷和阎王老子早就给注定的,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心里边结了个解不开的疙瘩。她常常忧心忡忡地在父亲耳边唠叨,看咱这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是一个样儿吗?这么小的人儿,后脑勺这么平,头顶上的旋儿这么正,眉毛这么粗又这么黑,眼睛这么黑又这么亮,槽牙长得这么快、这么齐!……他准不是个平民百姓鬼魂儿托生到咱家来的!
借着老妗子手里举着的昏暗的灯光,我赶忙朝那张黄纸上看一眼。只见上边用墨笔写着:宋福之有宅院一座,瓦房三间,西邻宋许之,北邻宋辉之,南至街心,经由宋辉之为中人,作价七石玉米,卖与苏全祥名下永久为业。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这是一纸宣判书,判定我梁金广已是一个房无一间的人了!
穿着红棉袄、脸蛋冻得通红的姐姐,正站在村口的大榆树下,眼巴巴地等着我,等着我从镇子上给她割肉来,我们姐弟俩好一块儿欢欢乐乐地过年哪!
我像一个罪人那样挪到姐姐的跟前,不知咋办好。
姐姐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做了一件“蠢事”,问我,割的肉好不好?
我只能实话实说,没割肉,钱都让我买书了……
不料想,有一天,我刚走进县委大院,就被传达室老王叫住,他悄悄告诉我,彭同志(指县委书记)说,梁浩然年轻轻的思想这么封建落后,还不赶快离婚!
听了这话,我一下子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一向争强好胜,脸皮薄,又爱面子,被县委书记说成半封建,可非同小可呀!正这样想着,迈进办公室的门口,我第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桌子一旁的妻子。怎么偏赶这时候来呢!
妻子的泪水,溶化着我那颗原先就并不十分坚定的心,现在它又变得脆弱和不稳固了。春节过后,我被分配到万里长城黄崖关附近山区开展工作,一天到晚想主意,怎么既不丢面子,又不挨处分就从革命队伍中逃离出去,回家守着房子、土地和妻子过日子。
因为没写过长篇,从别人的话语里,我听出不信任。我觉得这些人对我不了解,心里憋着一股劲儿,闷头往下写。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们一下子都来到了我身边。写萧长春时,老朋友萧永顺仿佛就坐在我对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听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
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至于“文革”中把“高大泉”作为写作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去写,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这个路子是我出来的,最合我的脾气,对别人就不那么合适了。而且今天看来,这样做抹杀了生活和创作的多样性。
“四人帮”倒台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
这些话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我忘记了自己原话是怎么说的,大概意思可能如此,但有些词和说法不太符合我说话的口气,两个记者采访后,文章登报前,我没有看过原文。攻击我的人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我想自己有说话不谨慎的地方,但恐怕不会称自己为奇迹。“奇迹”之争使我心情不好,换了任何一个人在我这种处境也是一样。但我不想加入到争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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