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对《西游记》所表现的唐僧取经故事从历史角度、地域概念和传播意义诸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形式演变上将其发育过程划分为原生自发的传说、初步成型的俗讲、酝酿发育的队戏、文化变异的杂剧、形态进步的平话和定型的章回小说六个阶段,最终告诉我们《西游记》是如何诞生的。
本书对《西游记》所表现的唐僧取经故事从历史角度、地域概念和传播意义诸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形式演变上将其发育过程划分为原生自发的传说、初步成型的俗讲、酝酿发育的队戏、文化变异的杂剧、形态进步的平话和定型的章回小说六个阶段,最终告诉我们《西游记》是如何诞生的。
现代意义上的《西游记》研究开始于1915年(乙卯)。这一年,学人罗振玉借回了发现于日本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准备影印,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王国维则以影印本跋文的形式发布了他的最初意见。
这个故事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件极伟大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的传播,和一切大故事的传播一样,渐渐的把详细节目却丢开了,都“神话化”过了……他的游记里有许多的事实,如沙漠幻景及鬼火之类,虽然都可有理性的解释,在他自己和别的信徒眼里自然都是“灵异”,都是“神迹”。 ——胡适《〈西游记〉考证》
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唐五代作品来研读,是《西游记》研究发生变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一个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重要环节。 《取经诗话》的时代和性质确定以后,自然锁定的下一个难点更具挑战性:《取经诗话》是在何处、如何生成的?目前似乎还没有人正面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它太难,何况还有“南宋话本”这样束缚思维的成说在前。 但是我们在敦煌发现了可以认为与《取经诗话》同源的唐僧取经壁画,也在中晚唐佛教内部教派整合的角度上看到了《取经诗话》演变的痕迹。这对于我们试图恢复零散的取经故事逐渐结集的过程,对于探讨孙悟空形象的文化原型,应该是一种启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山西省文化厅结合编写《中国戏曲志》,举办了一次戏曲方面的抢救性普查,成果颇丰。其中两件事对我们有深刻的影响。 一件属于花絮性质,即这次普查在戏曲资料最为丰富的上党地区组织了传统剧目仿古演出录音录像。
在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之前,凡是取经的猴都叫“孙悟空”,孙悟空降魔伏怪但自己不作怪;而凡叫“齐天大圣”的猴都是好色贪财之徒,绝无取经之事。 将此猴、彼猴合为一猴,正是杨景贤(?)的创意。为了提请读者注意,他第一次将取经故事命名为《西游记》。 —— 作者自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