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纪事》这一系列文章,是许知远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但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
《中国纪事》这一系列文章,是许知远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但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
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黄广宇坐在我对面,穿着短袖格子衬衫,神情看起来过份平静。我们有整整6年没见了,在大学时代的204宿舍里,他以如雷的鼾声著称。坐在他旁边的是管沣,8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在北大28楼那个阴暗的拐角处,他对我说,他要成为斯蒂夫·乔布斯和拉里·埃利森式的人物——富有且放荡不羁。
走出地铁时,正下着小雨。11月,香港最好的季节开始了,骇人的炎热与潮湿已经退去。生活在热带的人都会赞同李光耀的判断,这位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相信,过去一千年中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既不是蒸汽机也不是火车,而是空调,如果不是这项发明,广阔地区的人们仍在炎热中昏昏欲睡以度日。今年夏天,似乎整个香港都在争论大厦里空调的温度应该设定为几度,一些人抱怨在商场里被冻得要命。
“当我谈起斯大林与杜鲁门,甚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似乎也可以是拿破仑、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在一本新的冷战史的序言里,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样描绘他给耶鲁大学的2005级学生讲课时的独特感受。课堂里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1984年前后,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才5岁,他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冷战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却对于它的真实状况缺乏头绪,就像加迪斯所说的“它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全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