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外事日记——原生态的高层外交实记
《和平 发展 合作》以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即1983——2003年20年间有关外事活动的日记为内容主干，辅之少量相关讲话和新闻报道编辑而成。
《和平 发展 合作》以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即1983——2003年20年间有关外事活动的日记为内容主干，辅之少量相关讲话和新闻报道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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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及前言
《和平 发展 合作——李鹏外事日记》是继2003年8月《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出版发行以来，我编辑整理的第六部日记体裁的书籍。 从1983年至2003年的20年间，我先后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由于工作需要，我出访过104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不止一次出访。此外，我还经常参加国内的外事活动，并多次出席国际会议。本书记载的这些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重视睦邻友好关系，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和有利外部条件，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那段历史。
[一]西欧经济火车头——访问联邦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一分为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于1984年5月和1986年6月两次访问联邦德国。通过访问，我了解了联邦德国在战后40年来政治经济的变化情况：政治上彻底清算了法西斯主义的罪行；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已居西欧首位、世界第三位，堪称西欧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联邦德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令人满意。联邦德国向中国提供了钢铁、电力、铁路、港口等基础产业的优质装备，并且在技术转让方面也比较开放。我首次访德还促成了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厂和上海汽车厂合营生产桑塔纳汽车。此外，联邦德国的山水、文物、风俗等，以及联邦德国人民认真尽责、一丝不苟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 相逢一笑泯恩仇——中越关系正常化
20世纪70年代末期，越南出兵柬埔寨。1979年，中越关系降至最低点。1986年12月，阮文灵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阮文灵调整政策，寻求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经过中越双方秘密联络，1990年9月3日至4日，阮文灵偕同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与中国领导人在成都举行了会晤，这成为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转折点。1991年11月，新任越共总书记杜梅等来华访问，两国宣布中越关系正常化。 [198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阴雨 阮文灵已在越共六大上当选越共总书记，接替于7月去世的原总书记黎笋。 [1989年]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阴雨 今天，越南宣布已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这为顺利解决柬埔寨问题创造了条件，也为中越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障碍。
[三] 九十年代的中俄关系
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在1991年12月27日签署了会谈纪要，解决了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间，两国不断巩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92年12月两国宣布“互相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两国间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共同宣布两国将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5年6月，我正式访问俄罗斯，就中俄全面协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两国的经贸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访俄期间，我回到了阔别41年的母校莫斯科动力学院。1996年12月和1998年2月，我两次到莫斯科出席中俄总理定期会晤。两国经贸合作使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充实。1998年2月访俄，也是我以总理身份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叶利钦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从1998年3月至1999年8月间，叶利钦走马灯似地先后更换了4位政府总理。1999年8月16日，叶利钦最终选定普京为接班人。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作出了震惊世界的决定：宣布辞去俄罗斯总统职务，把俄罗斯总统职位交给了47岁的普京。至此，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宣告结束。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病辞世，他为中俄友好事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将载入中俄友好的史册。
[四] “米歇尔”飓风袭击古巴
古巴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我在国内曾接待过卡斯特罗主席和劳尔·卡斯特罗第一副主席。1995年10月，我对古巴进行短暂顺访，在机场与卡斯特罗主席举行了会晤。2001年11月，我对古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当抵达古巴时，正值古遭受50年不遇的特大飓风灾害，损失严重。我代表江泽民主席、中国全国人大和中国政府向古巴人民表示慰问，并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卡斯特罗主席在领导抗灾的百忙之中与我进行了3次长时间的会晤，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我赞扬古巴在卡斯特罗主席和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权，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五] 千年议长盛会
2000年8月30日至9月1日，千年议长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来自142个国家的156位议会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我在大会发言中重点阐述了中国关于加强国际合作的基本看法，并介绍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情况。我特别强调，议会在各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议会交往是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议员是社会阶层的代表，如此众多的各国议员聚集在纽约，这是加强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会议期间，我还会见了一些国家的议长，就双边关系和议会交往等进行了友好交谈。
[六]古老而年轻的突尼斯
突尼斯位于地中海南岸的北非洲，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1984年5月，我访问了突尼斯。其间，我和布尔吉巴总统共同出席了由中国援建的迈邦水渠的通水典礼。布尔吉巴还授予我共和国勋章。他盛赞迈邦水渠将改变突尼斯经济特别是农业面貌。我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合作的政策，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七]中新应该友好
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新加坡既想与中国建交，又想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所以两国一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1990年8月，我访问了还未建交的新加坡，为了严守一个中国原则，甚至发生了推迟举行国宴的事件。之后，我与李光耀总理就建交问题进行了多次交谈，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同年10月，李光耀再次访华，两国正式宣布建交。中新建交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迅速发展。1997年我再次访问新加坡，进一步增加了对新加坡社会经济情况的了解。我还多次会见来华访问的新加坡领导人，双方就继续巩固和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达成共识。
[八]中日应该世代友好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细川护熙、村山富市和桥本龙太郎相继访华。海部是1989年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西方国家政府首脑，标志着我在外交上“打破制裁”的突破。细川和村山都对侵华战争表示了反省，村山首相还亲自到卢沟桥凭吊，并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992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1997年11月，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我再次访问日本，与桥本首相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其间我还对铁路、汽车、电子等行业进行了考察。
[九]中东“火药库”：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20世纪中期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直处于战火不止、冲突不断的状态，成为中东地区的“火药库”。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1993年10月，以色列总理拉宾访华，这是拉宾在巴以签署和平协议后首次访问中东以外的国家。令人惋惜的是，1995年11月，主张巴以和平的拉宾遇刺身亡。1999年11月，我对以色列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在此期间，我与巴拉克总理进行了深入交谈，认识到巴以和谈道路艰难曲折，前景并不乐观。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多次来华访问，中国都给予了支持和援助。1999年11月27日，我对巴勒斯坦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阿拉法特称我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老朋友。我向阿拉法特表示，中东问题错综复杂，但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希望巴以双方在遵循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上，早日实现和平。不幸的是，阿拉法特于2004年11月11日在巴黎逝世，他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十] 中美关系在起伏中前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双方都有着彼此借重的需要，发展正常的中美合作关系仍是主流，但彼此间的摩擦乃至对抗时有发生，而且都是由美方挑起的。2001年4月1日，美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空，在我南海经济专属区内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在有力的证据面前，美方被迫向中国致歉。一场风波才暂告平息。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先后向阿富汗、伊拉克动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需要借重中国的力量来加强国际反恐合作，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2002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来华访问，同年10月，江泽民主席回访美国。江泽民向美方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严正立场。中美间这种时好时坏、有合作有斗争的局面，将长期持续下去，有其深刻原因。中国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愿意看到一个正常的长期合作的中美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