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月租300元的公寓,其实住了五个人:他们一家三口住里屋,外屋则是吴胜发两个侄女的睡处,她们也在东莞打工。窄小的阳台隔了三格,兼作厨房、卫生间和冲凉房。吴胜发说,这是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普遍的租住形式。
后来干脆没活干了。在温州挣的钱也都花光了,我和老乡只好睡在工地、睡在桥下、睡在街头。那时,我好想离开海南,但我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老乡找不到活干,无聊之中来到了海口假日海滩,我们隔着琼州海峡,遥望对面的大陆,老乡告诉我,对面模模糊糊的那一片陆地,就是广东的雷州半岛。我也看到了,但心里好难过:呵,这么近,看得见却过不去……”
在现代中国,尽管毛泽东试图通过“大跃进”的方式,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这种尝试失败后,他又通过建立城乡隔离的严格户籍制度,通过缩短学制和废除高考,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运动,推行过带有某种“反城市化”倾向的政策。对于毛泽东晚年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海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
如果他在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从一个农村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转化,他是会被送上批斗台的;他也不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壁垒森严的城乡隔离制度的松动,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批评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所驱动的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潮,他也不会成为东莞一家资产过亿的企业的老板,而只能是福建山区的一个土中刨食的普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