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提出的是一个新自由派的理念:中国的未来决定于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一竞争的基础,就在于最小经济体(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和素质。倒几家大企业没有关系,GDP上涨慢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老百姓在医疗、教育的基本需求必须满足。一个民工,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投资于自己的孩子,使之长大后不再是民工。以牺牲这些小经济体为代价发展大企业,无非是一种变身的计划经济。
最近又有一位“主流经济学家”李稻葵出来说话,称印度的经验证明: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民主制度应该缓行。此论已经受到许多人的驳斥。不过,人们很少论及经验性的证据。既然经济学家是最讲究经验和实证的,我们就有义务检讨一下他们的结论的证据。
印度的崛起,如今已经渐渐压倒了中国的奇迹而成为国际注目的中心。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印度将很快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描述印度的经济起飞,却比描述中国难得多。中国有邓小平,印度没有这样决定性的人物。用谁的具体业绩来直观地说明印度的成就?
这个问题,不仅是法学专业的问题,也是整个大学教育的问题。迷信专业教育,是剥夺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最好办法。我们要建设创新型社会,就得有不迷信权威的创新型人才。而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必须让大学生在思想发育上能够“天高任鸟飞”。
最近,在《纽约时报》上看了三个911遗属的故事,终于有了动笔的冲动。这三个遗属的特别之处是:他们是非法移民,没有工作签证,即没有我们所谓的“暂住证”。他们的亲人在世贸中心干活,本身就是非法的,按法律要被递解出境。但是,911发生了,三人死于非命,留下了在贫困中挣扎的配偶和孩子。
中国的富人不像西方的富人那样捐助社会公益、扶植弱势阶层,这已经成为时下公共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遗憾的是,人们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多从文化的角度着眼,很少涉及制度安排对富人行为的影响。去年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发表宣言:“不要向富人开枪”,把老百姓对富人的怨恨归结为非理性的愤怒。
汉语的危机喊了多日。刘擎先生还曾经惊呼“大学语文到了紧急状态”。年轻一代不会读不会写中文,已经让许多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感到头疼。关于解决的办法,大家也没少出谋划策。但是,似乎还很少见有谁有什么神通能唤起下一代对中文的热情。然而,看看网上的博客,热得烫手。
北大最近谢绝旅游团参观,又一次引发争议。北大方面的决定,不能说没有正当理由:大学以教育为首务,岂能成为旅游公司的摇钱树?旅游团布满校园,对教学秩序也不能说没有影响。不过,北大是靠纳税人的钱运转,怎能把纳税人拒之门外?这也难怪,就这一问题,正反两方各执一辞,公众意见也十分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