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代出版史上,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是生命力旺盛的作品。问世43年以来,印刷21次,累计印数186.3万余册,而且仍然有长盛不衰的趋势。最早的《我的前半生》的基调即“我罪恶的前半生”,是一本具有悔地书性质的作品。
在当代出版史上,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是生命力旺盛的作品。问世43年以来,印刷21次,累计印数186.3万余册,而且仍然有长盛不衰的趋势。最早的《我的前半生》的基调即“我罪恶的前半生”,是一本具有悔地书性质的作品。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的傍晚,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老太太不等听完儿子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的哄劝的嘈杂人声。
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也听到大兵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的想象的“响城”。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这个变化,一度引起张园上下一片悲观失望。那时,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的前景。
赵欣伯原是满族旗人,曾任清末禁卫军的卫兵,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参加文明新剧团,因其面首还不恶,常饰旦角,颇为某阔老(忘其名,据说是国民党某要人)所赏识,因而被拉进国民党。一九一三年,袁世凯驱逐国民党,赵欣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脚。
飞机飞到赤塔,天差不多快黑了。我们是第一批到苏联的伪满战犯,和我同来的是弟弟、妹夫、侄子们和一个佣人。我们这一家人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了机场。从车中向外望,好像是走在原野里,两边黑糊糊看不到尽头。
一九五○年七月的最末一个夜晚,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到达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接交要在明天早晨进行,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伴随我的阿斯尼斯少校在卧铺上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独自伏在窗边,疑惧丛生地眺望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