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作者以独特视角,一反过去对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单纯的“政治视角”(如知识分子政策)、“文化视角”(如学术发展)和“纯理性视角”(如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等传统角度,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等,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
知识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要比在欧洲多舛多难。从十九世纪末就有知识分子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后来,又有人宣传种种的“知识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上述种种提倡与宣传,在某一时期有过成效,但始终未能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浓厚空气,而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反对知识的潜流,从十九世纪末(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始终流淌着,并且最后形成“大革文化命”的历史悲剧。
长期以来,我们在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些观点值得重新研究,如把这批知识分子,阶级定位为“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历史定位为追求西方文明的失败者,社会定位为“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多余的人”。特别是对他们留下的十分丰富而可贵的思想遗产,认真的研究和学习不够。我认为,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明确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即这一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为“国富民强”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几经挫折,如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辛亥革命仅仅革掉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鲁迅语)的现状,使许多人由兴奋到失望、彷徨,进而为新的追求而呐喊,于是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新民主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显得格外复杂。它所要反对的外部敌人,既是侵略者、掠夺者,又是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者,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既有侵略与反侵略的一面,又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一面;它所要打倒的封建势力,其政治上的专制制度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它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资产阶级却不是敌人,是可能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它的主要阵地不是在城市,是在农村,它的主体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等等。如此复杂的环境和复杂的问题,要求革命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理论素养和斗争艺术;必须有较开阔的眼界,既要了解中国,又要了解世界;必须有较广泛的社会经历,既了解城市又了解农村,既了解下层社会又了解上层社会。农民,一般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工人,则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工人、农民被发动起来,卷起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担负思想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们,多数人渐渐远离旋涡的中心,社会舆论再度泛起贬低知识分子的思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分子自身,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撞击中,在经济落后,民众贫穷而又缺少文化的现实面前,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战乱年代,也深感知识无用武之地,一时竟找不到适当的位置,甚至自认为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其《零余者》(即多余的人)小说中喟然长叹:“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无用的”,“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竟不能制造一个炸弹,杀死一个坏人”,“我读书学术,到了现在,还不能做出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就是这么几块钱……。啊啊,就是这几块钱,还是昨天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呢?” 。即使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在积极投入革命事业的繁忙中,也感到文人气质与暴力革命的不相适应,理想与现实在认识上的无法协调,而伤感的说:“我竟成‘多余的人’啊!”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历史现象,怎样给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定位,如何认识他们的价值呢?
人类从运用最简单的钻木取火,到现在掌握极为复杂的电脑与生命科学,使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大,有些科学家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也是一个技术发展的历史,是技术革命迭次更替的历史”①,率领我国实行第二次革命的领袖人物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②。
革命作家高尔基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非常痛心和着急,他一方面多次向列宁写信,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在列宁的同意和支持下,于1919年成立“全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高氏任主席),协助政府积极解决专家和学者们碰到的种种问题。
中共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战略问题 “老九不能走”,这句话生动而准确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在“苏联文化模式”下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也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执政党关于知识分子理论政策的核心内容:知识分子的作用很重要,特别是搞建设缺他不行,所以“不能走”;然而知识分子不可靠,其地位只能排在“老九”。
知识分子的春天以及面对春天的感言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经过“十年浩劫”的苦难,中国开始艰难的实现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走进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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