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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思考:国史十六讲

作者:樊树志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华书局    定价:32元    状态:全本
中华文明的思考:国史十六讲

本书主要展现了历史方面的知识。如青铜文明、诸子百家、中华帝国的创建、古文经学、唐朝文明、古代少数民族、帝国专制政治、朋党之争、文人社团、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与文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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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展现了历史方面的知识。如青铜文明、诸子百家、中华帝国的创建、古文经学、唐朝文明、古代少数民族、帝国专制政治、朋党之争、文人社团、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与文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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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同”到“小康”

这种“夏娃理论”遭到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新智院士,他指出:在中国大地上,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现代人类的化石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进化,东亚的蒙古人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并非来自非洲。此外,中国的直立人与智人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前后连续性,根本没有出现过由于人类灭绝而导致的文化中断,根本不存在外来文化大规模取代原有文化的迹象。因此说非洲人取代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而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

后世儒家学者鉴于土地私有造成的贫富分化,对已经消失的农村公社充满向往、羡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韩婴《韩诗外传》对公社有许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组织生产之外,还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体主义互助习尚,“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于儒家学者对农村公社与井田制度的理想主义回忆。

老子、孔子与诸子百家

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消极无为的思想,用一种充满哲学思辨的方式陈述出来,闪烁着炫目的火花。他指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如正与奇、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上与下、先与后、实与虚、智与愚、巧与拙。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就是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也就是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中华帝国的初建

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双管齐下。一方面,有意削弱丞相的职权,扩大太尉的职权,把太尉改为大司马,又加上大将军的称号,大司马大将军分割了丞相的军权。另一方面,建立宫廷决策班子,任命一些高级侍从(侍中、给事中),可以直接与皇帝讨论国家大政方针;还起用高级宦官担任中书,掌管尚书之职——出纳章奏,掌握机要。于是形成宫内的决策班子,称为“中朝”或“内朝”,使得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机构——“外朝”,沦为执行一般政务的行政机构。

经学、谶纬、清议、玄学

何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原先五经博士讲解儒家经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由于当时通行全国,没有必要特别标明“今文”的名称。

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时代

氐族建立的前秦国的君主苻坚,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与支持。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其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道,陛下神武拨乱,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论。

唐: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

李渊世袭唐国公,任太原留守(指挥部设在晋阳),执掌军政大权。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见隋王朝已无可挽救,便率部从太原起兵,南下占据长安及渭水一带。这就是反对隋朝的关键之举——太原起兵(或曰晋阳起兵)。为了掩人耳目,李渊暂时捧出隋炀帝的孙子作为傀儡,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则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第二年,隋炀帝被反隋武装力量处死,李渊便正式称帝,建立唐朝。说李世民是唐朝的缔造者,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帝国的衰落与分裂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父亲是康姓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族人,因母亲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这个出身行伍的大老粗,精通升官的诀窍:贿赂与献媚。贿赂李林甫,巴结杨贵妃,博得唐玄宗的宠信。在这方面,这个混血胡人很有手腕。

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宋朝

费正清和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关于宋朝的第六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儒学的新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朱熹的一生,始终从事著书与讲学。他的著述极为丰富,《四书集注》等几十种著作大多保存了下来;他的书信、题跋、奏疏、杂文合编为《朱子大全》121卷;他的讲学语录,被编为《朱子语类》140卷。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后世的敬仰,思想学说长期流传,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

骑马民族驰骋的时代

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中,最有影响的西方使者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60年前后,尼哥罗·波罗兄弟来到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不花剌(今乌兹别克的布哈拉)经商,以后跟随旭烈兀的使臣前往蒙古的上都开平,受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委托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马可·波罗跟随尼哥罗兄弟前往蒙古复命,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到达蒙古的上都开平,以后侨居中国十七年。

明帝国的专制政治

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他因自己出身卑微,当上皇帝后,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将长子立为太子,九子、二十六子早死,其余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燕王朱棣、晋王朱㭎、宁王朱权等率兵驻守北方,抵御蒙古;周王朱、齐王朱榑等驻于内地各省,监督地方官吏。朱元璋规定,如遇奸臣专权,藩王可以声讨奸臣,甚至可以发兵“清君侧”。他的本意是企图用皇室亲戚来维护皇权,殊不知事与愿违。

朋党之争与文人社团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创建,天启五年(1625年)被政府当局禁毁,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却在当时社会激起巨大反响,成为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推崇它的赞誉为文化盛举,诋毁它的斥责为讽议朝政。与它同时代的人对它的看法已经十分歧异,到了清朝编纂《明史》时,关于它的追述已经不是原先的本来面目,以致影响了今日历史学家对它的判断与定位。

面向海洋的时代

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明太祖洪武时期一再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明成祖永乐时期稍有松动,但依然把“海禁”政策当作不可违背的“祖训”。此后,“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西方国家来到中国沿海,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之中,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海禁”政策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

中华帝国的末代王朝——清

道的长官是道员(别称道台),府的长官是知府,县的长官是知县。道下设直隶州、厅,与府平级;府下设州、厅,与县平级。京师所在地顺天府,盛京所在地奉天府,与省平级。盛京是清朝的发祥之地,定都北京后,盛京成为留都,设立内大臣一员、副都统二员,统辖东北地区。以后又把盛京总管改称盛京昂邦章京、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此外增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后改为宁古塔将军),统辖吉林、黑龙江地区。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康熙皇帝是清朝最堪赞誉的贤明君主,武功与文治都无与伦比。平定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叛乱);遏制沙皇俄国的扩张,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集团,使台湾回归祖国;率领军队征讨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击败它的首领葛尔丹。康熙皇帝武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几件大事,彪炳于史册而毫无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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