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反思了整个20世纪,我国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几经曲折,中期逐步贫困化,以至于发生“脑体倒挂”的怪现象,这已是无庸置疑、不可回避的历史真相。那么,以往我国知识阶层贫困化的历程如何呢?今后又怎样争取合情合理的致富方式呢?
本书反思了整个20世纪,我国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几经曲折,中期逐步贫困化,以至于发生“脑体倒挂”的怪现象,这已是无庸置疑、不可回避的历史真相。那么,以往我国知识阶层贫困化的历程如何呢?今后又怎样争取合情合理的致富方式呢?
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1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明显提高。反思整个20世纪,我国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几经曲折,中期逐步贫困化,以至于发生“脑体倒挂”的怪现象,这已是无庸置疑、不可回避的历史真相。那么,以往我国知识阶层贫困化的历程如何呢?今后又怎样争取合情合理的致富方式呢?
新中国的知识分子跟人民币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自己学到的知识来“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而人民币则是新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回报、提供知识分子工作与学习的必要条件。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却蕴涵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甜酸苦辣、离合悲欢、成败兴亡。 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和人民币的问题,不断引发我们深切的反思和展望。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实际上是农民起义军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共军委发布了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合今日人民币约10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 (合今人民币6-7元)。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
内战时期,解放区的货币尚不稳定,当时发放工薪不得不以实物为基础、用“折实单位”,或“工资分”来进行折算。1950年8—9月“全国工资准备会议”统一了“工资分”的标准,到1955年7月废除“工资分”计算方法,这种以衣食物品为基础的工资分制度,施行了整整5年。在全国改行统一的“货币工资制”之前不久,195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人民币。这种新人民币一直沿用到现在。
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第32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这场“工资改革——评级定职”的动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现有分配制度的混乱必须解决。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供给制与薪给制并存。对于各级干部,即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一般实行供给制;对于旧有人员,包括工人、职员、教师、工程技术人员等,则实行薪给制。全国工资等级没有统一的体系,并行的工资标准多达数百种,很不协调、不便管理,特别是各级干部意见非常大。
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开启民智”,催生了中国现代报刊出版业。“稿费问题”随之提出。原来只能“或仕或幕”(由科举当官吏或做幕僚)的文人,逐步演变为致力启蒙运动的“文化人”,不断获得在新的文化事业中就业的机会:写作或教书。尤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文化人不再受朝廷或官僚的豢养,成了自由职业者,逐渐获得了经济独立。书籍、报刊作为商品进入了文化市场,出版者发行书报可以赚钱。按劳取酬,向作者以稿费或版税方式支付稿酬,更是理所当然。
1957年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知识分子渴望早春艳阳天的温暖,不料实际上却是百花肃杀的寒流袭来。这股寒流一直持续到1976年,才开始解冻。
票证制度,是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特色,是基本商品匮乏、供应不足的苦果。 我国粮票的历史发展,溯源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饭票”、“米票”;抗战和内战期间,解放区政府机关和官兵实行粮食供给制,粮票的发行与分类管理逐步细致严密,为1949新中国成立后的粮票发行管理提供了经验。1950年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内和朝鲜战场上都实行粮食供给制,并印发了大量粮票,比较正规化。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全面开展了对粮食、油料、棉花的统购统销制度。第二年,即1954年9月各省市发放“棉布购买票”;第三年,即1955年11月在全国正式使用粮票、同时印发油票;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等等。新中国的票证制度,延续了将近40年。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湖南老家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刘主席问农民:你们的苦难是由于什么缘故?有没有天灾?农民们回答:天灾不能说没有,但是小;产生苦难的缘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周恩来总理说:“这样大的灾荒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大跃进”带来大破坏、大倒退。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 首先举几个实例,说明1980前后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职工特别是知识分子强烈感到收入太低,分配不合理:“应该富的人们没有富起来,不该富的暴发户却大富特富”。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成为民间(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一大敏感问题。
“十年浩劫”即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思潮统治下,从1966年6月起,各出版单位自动消稿酬。“四人帮”垄断和霸占了全国所有的出版物。报刊发表文章、或出版图书,一律不付酬报。实际上废止了稿酬制度。
“文革”十年浩劫中,正常的调资工作停止。以致60年代以来,全国青壮年教师的工资长期停留在每月50元人民币左右,大批青壮年工人工资停留在每月40元人民币左右。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已经40岁左右了,到高等院校任职的,在1979年绝大多数仍然是“助教”、到科研单位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实习研究员”、到企业工厂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理工程师”。全国知识分子十几年来没有提级,这简直是最荒谬的历史讽刺。
现代教育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兴衰荣辱。教育培养的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不能仅仅用来谋取金钱、追求直接利润。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缓解市场不景气和经费紧缩,有关部门和一些“文教商人”却拿教育赌了一把。几年以来,关于学费问题的争论,一直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9月1日,我国一千多所大学就要开学了。录取通知书带来喜讯同时也带来忧虑!每年8月下旬,大学生在整理行装、准备报到的同时,他们及家长们也在紧张地估算:这次上大学到底要带多少钱?真叫人悲欣交集:学费呀,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