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视线回望过去：下一班火车几点开？(精彩章节)
将巴金称作“巴先生”的作家杨苡的小女儿赵蘅，深受巴金的影响。巴金一腔热血讲真话，赵蘅在本书中讲了真话。不仅用文字，还用了速写。图文并茂，有三百六十多页纸的细节跃然于纸上……
将巴金称作“巴先生”的作家杨苡的小女儿赵蘅，深受巴金的影响。巴金一腔热血讲真话，赵蘅在本书中讲了真话。不仅用文字，还用了速写。图文并茂，有三百六十多页纸的细节跃然于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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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的故事都是听来的
我们谁都不可能见过外婆出嫁那天的样子，穿什么衣裳，脸上搽没搽粉，我猜准是好看得像这家带月亮门庭院里的花骨朵。她的父亲醉酒后稀里糊涂地写了一张字据，就把大女儿给了人家。这个十五岁的少女不敢想像，往后是怎样的日子。
谁能搭配自己的父亲母亲
她决意要离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这时第一次坠入了爱情。母亲从十七岁开始和巴金先生通信，外婆带着狐疑问谁来信了？听说是巴金的，也就默许了。因为她自己也读了那本《家》，然后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母亲的信倾诉了自己束缚于旧家庭、无法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苦闷，她没人商量，只能和她敬仰的作家商量。
一人在西三人在东的日子
在上海的一周里，我们住国际饭店，常常出入巴金家。两家主妇一到一起就聊个没完，谈孩子，谈旧友，谈衣服。印象里，陈阿姨说话时闪烁一双饱满的亮亮的大眼睛，一会儿跟我母亲说普通话，一会儿转身说一口脆脆的上海方言。那时她好像已在上海作协做点事，她曾带我们到那里小坐，喝过茶。那时反右尚未开始，距离“文革”还有十年，在我年幼的心里，那是一段阳光和煦的快乐日子。
命中注定和他擦肩而过
不满二十岁的我，一心独立处事，哪怕撞得头破血流。回北京的第一件迫不及待的事，便是去见电影学院的男友。张晓豫陪去的，他隔着栏杆老远就看到了我，意外的惊喜，让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从此每天清晨，住在学院斜对面、北影演员剧团宿舍的动画班实习生们，都去附近的太平湖畔跑步，这里也是他晨练的地方。这个独自长跑、模样清秀的青年，很快被我们队伍里的人认出来了，有人在小声嘀咕，我装没听见，其实心里暗自为他自豪。谁能知晓，一到周末，这里也是我们俩亲密约会的“伊甸园”。
荒唐的苦难
双榆树饭铺保存了很多年。 改革开放后几经改头换面，曾有一段时间变成一家相当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后来成为请过前夫的第二位妻子吃饭，是她预先点了爱吃的烤鸭。她是个喜爱东方文化的洋女人，当他陪着她颇为拘束地步入餐厅时，刹那间我记起了我的带补丁的新娘装。
“一号令”下撤离京城
只有牛蹄河村的房东大娘，和村里的大叔大哥们，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我是反革命。他们看人只看一条，谁干活真卖力，就是好人。一次一个小青年忍不住问我：“小大姐你说实话，你真是'5·16'吗？”我说我真的不是。他说：“我们看你就不像，那你就不要瞎交代。”又一天，大娘拉着我的手边端详边慈爱地问：“这闺女咋这样俊啊？”“俺们不信这样俊的闺女是反革命！”她语气肯定地说。
劫后余生的人们
终于可以和双亲呆一段不短的日子了。“文革”中我只回过三次家，第一和第二次间隔了五年整。第一次我还跑到南大和南师，向造反派组织了解他们的表现，本来双亲一向进步清白，没有所谓历史问题，我当然一无所获。回京后活该倒霉引来对立派的大字报，让我交代“南京之行”的阴谋。
追赶损失的光阴
1984年11月24日，我陪母亲来到上海，因为第二天就是巴金的八十寿辰。武康路113号的客厅内，两支一尺高的大红蜡烛已点亮在条案上。王笛伯伯、黄裳叔叔也来了，加上巴金一家，总共十来口人，围着门厅内的一张长饭桌吃长寿面。席间的说笑不时被铁门外的电铃声打断，都是来送花送蛋糕的。
一张休书定我乾坤
其实每个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的情感归宿。我不知道一生只有八年婚姻却守寡七十三年的外婆，弥留之际觉得自己这辈子，是悲惨还是幸运？
老人是我头顶上的天
依我看，父亲的最大遗憾，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将他和我母亲的故事告诉他的子女，从他的角度，一定另有意义。母亲说，父亲是个“幻想家”，是个“书痴”，更是“愿为他的学生倾泻他所有知识的好老师”。但是，他是个好丈夫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