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人们熟知的历史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以另只眼的目光打量历史。著名学者钱理群、朱学勤、丁东力荐。
挖掘人们熟知的历史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以另只眼的目光打量历史。著名学者钱理群、朱学勤、丁东力荐。
初澜是在江青、姚文元直接策划下成立于1973年的“文艺评论”写作班子,是“四人帮”的重要舆论工具。从1974年到1976年,发表了一系列为“四人帮”摇旗呐喊的文章,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这篇《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似乎是初澜最初的亮相。一出场就大力歌颂“革命样板戏”自在情理之中,但在歌颂“样板戏”时着意强调对“武装斗争”的“突出”,并且举《红灯记》和《沙家浜》为例,就有一番幕后的故事了。
毫无疑问,在此之前,邓拓是“大跃进”的歌颂者。为纪念1958年10月1日的“国庆”,邓拓发表了《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一文,其中说: 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梁、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在延安时期关于丁玲历史问题和《“三八节”有感》所说过的话,此时全不算数了。正如毛泽东当年的几句话就让丁玲在“抢救运动”中安然无恙一样,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大笔一挥,就使她坠入苦难的深渊。
闻一多以“爱国”著称。这种“爱国”的情绪和精神在留美期间表现得最集中最典型也最“感人”。但同是“爱国”,其表现却可以大相径庭。陈独秀、胡适、鲁迅,还有郭沫若,都可以说是十分“爱国”的,但他们的“爱国”往往表现为对自己祖国和国家的尖锐批判,正因为对这“国”爱之深,也才责之切。闻一多则不同。对这种不同,他自己倒有明确的意识。
胡适与胡风本来不搭界,但因为批胡适与批胡风同时进行,于是二胡也就被郭沫若一锅煎。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开幕词》中,郭沫若说道:“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
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的,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陈、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此次也是作为“共产党领袖”被捕的。我们知道,1927年后,国共两党便不共戴天。对于捕获的共产党要人,国民党通常只给予两种选择:要么投诚,要么赴死。1935年2月,国民党捕获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后,劝降不成,便将其“就地处决”了。在国民党眼里,陈独秀的“罪孽”应该比瞿秋白更深重,也是比瞿秋白更“要”的“要犯”。陈独秀此番被捕的后果“凶多吉少”,是其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但使得我把二人想在一起的,并不仅是五十年代在共产党政权下二人同受批判,而且还因为各自都蒙受过“反党”的罪名:胡适曾被国民党当局斥为“反党”,而共产党当局也曾把“反党”的帽子戴在胡风头上。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和胡风与共产党的关系,也不无相似之处。
上苍对瞿秋白并不像对陈独秀同样的仁慈。陈独秀是在宣布与一切党派脱离关系、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左右的“隐居”状态下,写下了他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的,这些“政治意见”也就难以被说成是对国民党的屈膝投降。而瞿秋白只能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利用国民党提供的纸笔,写下他的《多余的话》,这样,《多余的话》就必然与瞿秋白的“名誉”纠缠在一起。
这场“革命”,其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而投身于这场“革命”的知识分子,命运也大多坎坷乖蹇。于是,就有了投身“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而这种对自身人生道路的反思,又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对当初的政治理想的反思,成为对这场“革命”本身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要明白: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的是什么呢?第一,信仰国民至多可以受欺于一时,而不能受欺于永久。第二,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第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
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是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目前还远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全部的回答。一定要从思想上追根溯源的话,我觉得小时候在韶山冲读中国古代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革”的一种思想根源。
鲁迅本非政治人物。在上海期间,甚至连“社会公职”也没有。他的死,应该说与“政治”没什么必然联系。他也并非死于抗日战场,甚至对正热火朝天的“救国会运动”也作壁上观,把鲁迅的遗体变成“逼蒋抗日”的道具,也实在有些牵强。一般人的丧事,也就只是亲友的事。鲁迅的丧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件,因为他是大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