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刘道玉在沉默了十六年后###把自己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许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本书是刘道玉在沉默了十六年后###把自己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许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开学以后,我很快地投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教学中的一切我都感到很新奇,风度翩翩的教授,扶手式的课桌椅,推拉式的活动黑板,教师在讲课中间穿插一些化学演示实验,既直接又富有情趣,这让我很快热爱上化学专业了。大学生上课没有固定座位,完全凭自己兴致自由入座,基础课是180人一起上大课,有的教师要戴着微型麦克风上课。为了便于记笔记,一些近视的同学要设法抢前面的座位,那时到教室或图书馆抢占和代占座位也成了一种风尚。
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等。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那是1966年的3月,国家前高教部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了一个直属院校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一个科研组的小头目,我当然很关心本校的展品。我们一行人,找了很久,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最后在一个展台的旮旯里,找到一个像晶体管收音机大小的展品,它是化学系物化教研室研制的空气电池。据统计,在这次科研成果展览中,武汉大学排名第22名,是高教部直属23所院校中的倒数第2名!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又是多么强烈的刺激呀!我们不约而同偷偷地摘下了校徽,生怕人家认出我们是武汉大学的代表。
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一般来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
1979年5月,我要求调回武汉大学工作,深为失去了那次申请成立出版社的机会而懊悔。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我立即亲自抓出版社的申报工作。可惜的是,到了1980年初,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已暂停批准成立大学出版社。但是,在对待事业的追求上,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达目的不甘休”的人。于是,自1980年到1981年,我带着校出版社筹备组的陆永良同志,先后三上北京,向教育部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直至中宣部张平化部长汇报。
“田先生,你这不是开玩笑吧!厦门大学是早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一所名校,在你和王亚南等校长的领导下,人才辈出,是我国东南的学术重镇。厦门大学历来都是卧虎藏龙之地,可以任校长的人俯拾即是,学生实不敢领命。”这时,田先生面向我的同房卓仁禧教授,他们用闽南话交谈了起来。卓仁禧是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与我是同事,交情甚好。他是厦门人,至今在厦门鼓浪屿还有父辈留下的一栋无人居住的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