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人大多白手起家通过艰苦奋斗才功成名就的,温州之所以能异军突起的深层原因与特殊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温州人大多白手起家通过艰苦奋斗才功成名就的,温州之所以能异军突起的深层原因与特殊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用文学作品来解读温州,我们是做得比较早的。考虑到随后接二连三的有关温州的文学作品大多落到一个“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功成名就”的模式,我们曾经相约,下一部作品要写出温州之所以能异军突起的深层原因,譬如特殊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生活环境等等。
温州先民们的制瓯技术领先于中原许多地方是不争的事实。吴仁敬等著的《中国陶瓷史》说:“瓯越所造的青瓷,精密坚致,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 经温州市文物工作者长期的努力,迄今已发现了100多处瓯窑古遗址,并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瓯窑瓷器。
温州话粗粗一算在十数种以上。如苍南、平阳有北港话、蛮话、金乡话;泰顺有罗阳话、蛮讲话、畲客话;乐清有大荆话;洞头有闽南话;永嘉有仙居话、青田话等等。而且其中不少话是无法直接交流的,它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像山东话与河北话之间的交流,相互能听懂只是口音不同,温州话的这些语种之间大都相互听不懂。
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与宣传,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更走在经济学家们的首列。1986年,他就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温州人虽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小部分,但因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所受苦难似乎更多,造就了温州人强悍的性格,同样能团结进取、自强不息,面对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以其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北京与上海确实有的一比,一个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两者都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可谓势均力敌,不分伯仲。温州与上海无法相比,温州太小了,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比较特殊,温州人一直离不开上海,但上海人的心目中也总有温州人的影子,两者的关系甚至可以用“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来形容,两市密切的程度要超过上海与周边的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
做官和当干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将它分为两章来述说。做官是役民,当干部是役于民,即为人民服务,是公仆。问题在于,干部处于权力机关,手中有的是刀枪棍棒,老百姓无权无势,两手空空。如果干部用手中的刀枪棍棒为民谋利,便是真正的公仆,用那些工具来吓唬老百姓,老百姓便诚惶诚恐、抖抖嗦嗦了。
早些年在深圳有这样说法:树上掉下个椰子,砸到十个行人,有九个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副总经理。深圳的行道树有好多是椰子树,这句话指的是深圳的经理人之多。还有一句话形容我们国人从商的热潮: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两种讲法都很形像,当然也是夸大其词,但对温州人来说,“十个人中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这话并不怎么夸张,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计,可以说温州的老板绝对是全国最多的。
温州的男人高大魁梧的不多,这是南方百越的族种关系,非不想而是不能也,所以温州的男人极少显现出英武威猛的。但这种瘦小文弱的外表,往往会起到迷惑人的作用,其实温州的男人是尚武好胜的。
我为温州的女人叫屈,我不是说这三地的女人不漂亮,我只能说温州的女人比之她们毫不逊色。但在温州历史上没有名美人,也没有女名人。这是我在查了《温州市志》的“人物传略”一栏以及有关书籍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说明温州的女性不出色,赵潘氏的优美的诗词便是一例。古代温州的女人无名又是闭塞的地理环境作怪,“养在深闺人未识”。温州人怎一个“瓯”字了得!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温州的时尚已经没有了这种比较分明的“波”,而且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时尚,也就是说开始分化了。
城市的规划是一门科学,且学问高深,本非我辈外行可以置喙的,但据说也可以归之为几个简单的原则。我曾参加过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参办的新型建材展览会。那会场只有六层,三层却在地下,因为那个地方的规划是教育文化区,楼高限于三层,为了扩大使用面积,会场另三层只好建在地下,建筑造价虽然稍高,但可节省能源,从长远观点看是一种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