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主角与配角
本书从角色意识这一新视角观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型过程中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其台前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真实图景和演变轨迹。
本书从角色意识这一新视角观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型过程中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其台前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真实图景和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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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用角色意识解读近代中国
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就是《水浒》里面的梁山泊英雄派座次，等级秩序井然，高低尊卑一清二楚。这样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所有领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就很难形成一个彼此可以信任的社会空间，发展出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人格等具有包容性的观念。比如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一样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或者如梁漱溟信奉的“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这样的观念，这是构成一个理性社会或者说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与主角意识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敌人意识”，排除异己，非己即敌，非黑即白之类就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因此弥漫着血腥气……
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
康有为和孙中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初质疑，新思想的萌生都与香港有关，但两人最终无论思路还是行为方式都大为不同，他们将扮演不同阶段的历史主角。比孙中山年长8岁的康有为内心更为复杂，他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身上带有更多传统社会的烙印。孙中山到天津给炙手可热的重臣李鸿章上书，连面都没见上，从此放弃了递折子的路。当年11月他就转向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而康有为依然锲而不舍地给光绪帝上书，终于“上达天听”，推动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康有为的路走通了，他的兴奋可想而知。
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假如不是黄兴坚定地拒绝取而代之，自为同盟会总理，他扮演革命主角的机会是一直存在的。他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是罕见的，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其中处处闪现出黄兴的伟岸人格。
革命“正统”之争
孙中山电文中所述陶成章的功勋是实，《民立报》说杀陶者是“满探”则虚，黄兴“保护章太炎”更是教人猜疑。杀陶者蒋介石，背后主使人就是显赫一时的陈其美。陶成章之死，结束了光复会、同盟会多年的纷争，同盟会从此成为近代革命史上一家独大的主角。近百年后，种种恩怨都已成灰、成烟，这后面的纠葛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该是从头细说的时候了。
袁世凯：传统型主角的标本
辛亥革命风云变幻，在故乡河南彰德垂钓的袁世凯立马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此后他的全部生命就投入到争当权力舞台主角的运筹谋划之中，他要当的是唯一的主角，后来的称帝只是这种心态的自然发展罢了。
宋教仁：健全的角色意识
与黄兴一心一意甘当配角不同，宋教仁（1882—1913）超越了传统的“主角与配角”意识，试图堂堂正正地在阳光下追寻自己的理想，找到自己最恰当的位置，在他身上已经有较为健全的角色意识，然而他的超前却让世人对他的误解很深。他尊重孙、黄，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格局中，他作为组织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实际上扮演了政治舞台的主角，所以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旧势力必欲去之而后快。
梁启超：进退之间角色尴尬
梁启超是一个“理想中人”，不是那些脑满肠肥的政客可比，他的性格、气质、天赋都是一个更适合论政而不是从政的人。他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在扮演这一角色时他往往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放射出灼人的光华，他是一个思想型的人物，一个“舆论界权威”，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连袁世凯野心勃勃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蔡锷因为首先举义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扮演了历史主角，其目的仅仅是为国民争人格，也是为自己争人格，但他从未想过要成为民国舞台上的政治主角。他是一个有着阳光一样性格的人，对权力没有膨胀的欲望，连做拥兵自重的军阀都不屑。所以才会对都督、总理都没多大兴趣。袁世凯太小看了蔡锷，他没有摆脱旧式政治的眼光，以为天下人人都为权而来，都有主角自为的欲望。
后记
社会的变革，人类争取自身权利、改变命运的进程尽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在关键处往往还是离不开个人特别是被历史推到浪尖上的重要人物的性格、品质、思想取向等细小的因素，当“细节决定成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之后，读史的人也更留意细节了。在找到“主角与配角”这把钥匙之后，我发现在戊戌变法之后的近代重大转型中，许多纷乱的千丝万缕的问题仿佛都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