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
两年半,我曾任希特勒的女秘书。由此不难想见,我的生活至今风波不断。1947到1948年,记忆尚鲜亮,我落笔写过与阿道夫·希特勒唇齿相依的日子。那年代里,“咱们全体”眼望前方,同行者遭清洗遭驱逐——运动出乎意料地成功。当年执笔理当不苟言笑,主调也罢,小插曲也罢,我都要牢牢握住,以免有一天,那些将来或许还有点用处的细节,会纷纷随风飘散或泯灭于遗忘的墓堆。
一般而言,关于女秘书之前上司的一切,不至于撩动人们的好奇心。我当过3年希特勒的女秘书,这之后,无论走到哪儿,总有人问:“您说说,他这人到底怎么样?”从无例外,第二个问题随即跟上:“贴得那么紧,他可对您私下里说过什么没有?”而我的回答,总让他们大扫其兴,或者他们干脆就不相信,我既没有见识过希特勒举世闻名的歇斯底里,也说不出希特勒到底有没有嚼食地毯的嗜好。我当上希特勒的女秘书,并不因为我有多大的能耐,也不因为我在纳粹党内从来安分守己,顺服上峰。或多或少,只不过出于偶然。
忽然,我走到外面去了。夏天的太阳雨淅淅沥沥下着,我沿着小路走下去,走出了营地,走到鲜绿的草地上,静谧,孤独。我觉得太孤独了,彻心的悲伤。后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听任何电话。吊唁和安慰,我都不需要。然后,元首堡垒那边打来了电话。“容格太太,您今天过来吃饭吗?”我说:“不,我今天不来吃饭了。”传令兵就挂了电话。可是电话又响了一遍。这次,听筒那边的是林格本人。他说:“无论如何,元首希望能与您说几句话,所以尽管您不想吃饭,还是来一趟吧。”最后我想通了,越早抛下悲伤越好,我总能闯过这一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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