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是一份精彩、有力、重要且难以辩驳的控诉书。在《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和麦克卢汉学说的深刻见解以及常识,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而且颇具独创的论题,即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这也是一份内容翔实、令人震惊的警世书。
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是一份精彩、有力、重要且难以辩驳的控诉书。在《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和麦克卢汉学说的深刻见解以及常识,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而且颇具独创的论题,即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这也是一份内容翔实、令人震惊的警世书。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尼尔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年》中预言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作为新闻与传播学被广泛参阅和引用的经典,《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我写作此文时的美国总统是昔日好莱坞的演员。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也就是说,是一名宇航员。1很自然,他的太空探险被拍成了电影。
此外,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如电视播音员,对此也心领神会了。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 塔夫脱,我们的第27任总统,体重300磅,满脸赘肉。我们难以想像,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300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 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电视广告是人们使用电以后产生的最奇特、最无所不在的一种交流方式。一个40岁的美国人在他/她的生活中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的电视广告,在他/她收到第一张退休金支票前,还会看另外1万条广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电视广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当然,我们不难证明它也已经成为各种公众话语结构的模式,但我这里的目的是要证明它是怎样毁灭政治话语的。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一下它对商业本身产生的作用。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