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丹青,1953年生与上海,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
陈丹青,1953年生与上海,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
二十多年前,我时或被人告知我已出了名。近年回转来,小小美术圈的同行居然依旧记得“陈丹青”。只是这点若有若无的小名声,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便是伦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八大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
在中国,院墙里的绘画,僵滞已久;官办的画展,煞有介事;社会上的“当代艺术”倒是活力充沛花样多,而其中可以称作“绘画”者,日见稀少了。至于世界上的绘画,情形怎样呢?在美术界的纷纷“研讨”与“论文”中,另存一个由我们枉自假想的“世界”在:有说是绘画回归了,有道是绘画死亡了,究竟怎样呢——我热爱绘画,一如既往,却是没有兴致相随众人谈绘画,只为在画圈边上混,又在学院教画画,回国后免不了时常给人叫过去,逢场作戏,议论如下。
在我尝试过的写作方式中,最方便而适宜者,似乎便是“交谈”。交谈不能算写作,但可以填塞版面,收入书中——凡是访谈,我以为总要有针对,以下几组交谈,有相对聊天而整理成篇的,有对方给话题而书面回答的,内容当然浅薄无聊,只是实在不遇见什么妙谈趣事能使人忽然变得深刻而有聊。多年来,我屡次涉入这类无谓的琐谈,真是节节退步了。
近时复读我对城市建设的议论,忽儿揣想怎样反驳它。城市建设,话题太大,在我参与的几次座谈中,不少建筑师与相关人士均有中肯专业的意见,而未见有人反驳我。其缘故,我猜,并非不屑于我的外行,实在是城市建设其实非关城市,非关建筑,而是权力的命题:权力无须理会批评,只管大踏步实行。数年来,我之所以对城市建设与教育体制持续叫嚣——二者都是权力的大纛,利益的阵营——是我深知这叫嚣无非是失败的哀鸣,其声调,有甚于真的失败。我愿接受城市建设的种种权力集团慷慨赏赐我话语权力的粉末,并眼看这粉末怎样在捣毁与建设的轰鸣中,灰飞烟灭,搅拌成尘。
给不同的作者写序写评论,其实很难,因为要体贴,作品的水准,又不能不计较的。在中国,这类文字等同应酬与捧场,而我另有小小的原则,是给尚未发迹的新人写:他们在权势的门墙边绕圈圈,忽儿脸色一正,语调放软,转而请我出面说几句——若是他手上东西果然好,我会试试看,写着写着,又不免借题发挥,引出别的议论来。下面这些文字人情债,去除了我给经已著名的画家所写的若干篇幅,还请师友鉴谅。
庞大的行政格局、严密的行业藩篱、匮乏的本土眼界,养成我们根深蒂固的单一绘画思维、单一摄影思维,乃至单一创作思维——我们都是目不斜视的“独眼龙”。我曾带着自己的“独眼”去到纽约瞻拜绘画的经典,久而久之,这才给那里的文化景观拨亮另一只眼,看见了绘画之外的大眼界——然而双眼亮不多久,回国来,又给周围密密麻麻的独眼视线弄得目力昏暗,只能兼说带写,强辩道理,于是便有以下几篇谈论。近时复看,我于影像文化毕竟不懂,所幸止步侧身,未予细说,因早有太多的专论写在前头。若读者真愿睁开双眼,无妨多找专书,如今市面上关于影像文化的译著,比以前多得多了。
“大学之谓,非大楼也,而乃大师之谓也”,故清华梅校长这句话,今拟反读才是——忝为教师未及五年,我既不懂教育,更未做成半件像样的事情。任课之初,写过不少教学计划之类,又为“榜”线边缘起落挣扎的考生写过多份毫无效果的申诉,现在看来,何其天真。以下篇什也是通篇废话,直如梦呓,认真得迹近滑稽,而现时的院校与媒体居然听任我自言自语,无人喝止,自亦无人当真。此可庆幸,亦足堪沮丧。今删削收录,聊供读者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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