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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第一家族的后代,戴维有其他人没有的机会可以接触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最有权势的家族、影响整个欧美政局的政治家、每一届美国总统,参与了很多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访问……戴维•洛克菲勒违背了祖父“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不出自传”的遗训,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洛克菲勒家族的自传。他有那么广大的财富,那么漫长丰富的人生,他会选择什么和这个世界的所有现在者与后来者分享呢?……
作为美国第一家族的后代,戴维有其他人没有的机会可以接触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最有权势的家族、影响整个欧美政局的政治家、每一届美国总统,参与了很多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访问……戴维•洛克菲勒违背了祖父“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不出自传”的遗训,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洛克菲勒家族的自传。他有那么广大的财富,那么漫长丰富的人生,他会选择什么和这个世界的所有现在者与后来者分享呢?……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也许成了“美国最富裕的人”。在他的大半辈子,他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通俗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
父亲第一次见面就迷上了我的母亲,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下决心向她求婚。当他最后终于向参议员请求要娶他的女儿时,他那焦急之情表露无遗—他不断地解释自己的经济前景,显然急于证明自己与她十分般配。参议员忍俊不禁地打断他的话说:“洛克菲勒先生,我惟一感兴趣的是什么能让我的女儿幸福。”
除了约翰以外,我们都在哈勒姆附近的第123大街和莫宁赛德大道的林肯学校上学。父亲认为男孩的身体锻炼很重要,因此,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在前厅穿上冰鞋,沿着中央公园的外围通过第五大道前往市中心。小一些的时候,我和温思罗普只能滑到第72大街,而内尔森和劳伦斯经常滑到第96大街。开着纳什轿车跟在我们身后、准备在我们精疲力竭时接上我们的是爱尔兰康坎农家的三兄弟之一……
在大学的选择方面,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有意避免向任何一个儿子说明自己的倾向性,因为他相信这应当是我们自己独立的选择,拒绝以任何形式来影响我们的决定。结果,多少有些令他失望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进了他的母校—布朗大学。在另一方面,母亲则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能念哈佛。
我从第一次见到佩吉,就发现她具有某种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地方。我还没有爱上她,但我发现自己在晚会上经常寻找她的身影,而不是别的女孩。她很有格调,交谈时很有趣,而且舞跳得很漂亮。因此,当我于1939年秋天回到纽约的时候,我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尽可能多地跟她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每天给她打好几个电话。她经常到“基魁特”来看我。我们一起听着风琴,或者在家族地产上某个美丽的地方野餐。我们一起在丛林中漫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强有力的友谊关系演变成了某种更加深沉的感情。
在那些年里,我有数次机会担任内阁官员或大使的职位。那些很有吸引力的工作,我一个都没有接受,但我丝毫不后悔,因为我在大通银行的事业为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提供了参与公共和政府事务的、虽然同样令人充实满足却颇为不同的途径。
战争结束后,除了大通以外,我还有其他责任需要我投入精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以及洛克菲勒家族事宜,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城市事务、文化和教育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领域对我来说都变得至关重要,花费着我更多的时间,构成了我的—只能这么形容—“平行事业”。
我在大通工作的时间越长,对大通的老古董般的管理结构就越是感到不舒服。虽然我们的基本借贷业务进行得很不错,在大部分其他领域却有着严重缺陷,带着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我和肯尼思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结构,按照功能划分重新勾画了银行的组织。我们没有公开自己的结论,而是选择等待某个合适的机会推出我们的组织结构提案。
1956年12月,我们完成了大通与曼哈顿银行彻底合并的最终计划。我从执行副总裁被提升为副董事长,而乔治·钱皮恩当上了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很显然,在竞争杰克·麦克洛伊—他将于20世纪60年代初退休—位置的斗争中,我们成了急先锋。“擂台”已经摆好,而我们两人的这种斗争进行了15年。
1976年3月,《洛克菲勒家族:一个美国王朝》(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一书出版了,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一部畅销书。两个作者以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的面目出现,与我的几个“侄子侄女们”会面。他们鼓励孩子们自由地诉说他们不再迷恋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各个机构、疏远自己的父母的想法,有时还答应为他们保密。他们的采访构成了该书的核心,集中描述我们家族里年轻一代人的个人生活和斗争,包括我自己的5个孩子。
我们兄弟几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各自的家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内部摩擦,然而家族内部紧张关系的重点如今是内尔森和约翰之间的尖锐冲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内尔森一直坚决主张并积极促使家族团结,而约翰则是我们这代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慈善家。
我妻子佩吉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我们结婚56年了。1996年她的去世给我的生活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她的温情、智慧和风趣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个力量源泉。她的爱使我得以在面对我所继承或主动承担的许多责任时更加自信,但她同时也在我有幸取得成功的时候防止我犯骄傲自满的错误。我和佩吉在许多事情上都有共同的兴趣:航海、收集艺术品、听美妙音乐、坐马车和旅游,尤其是在我们过“二人世界”的时候。但是,虽然我们很喜欢厮守在一起,也有各自的不同追求。这是我们长期幸福婚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