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的繁衍与附会——龙生九子（1）

“龙生九子，个个不同”，这个有趣的说法，究竟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龙纹的发展，走的是一条由多元化趋向规范化的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龙就此失去了其多样性的传统。相反，随着龙纹应用范围的扩大，龙纹充分发挥了其多样性的优势，出现在多种载体之上，给人以无处不在之感。龙纹作为装饰纹样，自然要受到载体的局限与装饰效果的制约，于是也就出现了一些龙纹的变种。明清以来，对于龙的种类，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龙生九子”，这也是龙纹发展到晚期出现的一桩极为有趣的插曲。

明代最早在著述中提出多种怪异动物纹像的是学者陆容。陆容，字文量，号式齐，明成化二年进士。他在《菽园杂记》中记道：

古诸器物异名，屭赑其形似龟，性好负重，故用载石碑。螭吻其形似兽，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劳其形似龙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悬于钟上。宪章其形似兽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狱门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桥所。蜥蜴形似兽，鬼头，性好腥，故用于刀柄上。{40}其形似龙，性好风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龙，性好文彩，故立于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狮子，性好生烟，故立于香炉盖上。椒图其形似螺蛳，性好闭口，故立于门上，今呼“鼓了”非也。虭蛥其形似龙而小，性好立险，故立于护朽上。鳌鱼其形似龙，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兽吻其形似狮子，性好食阴邪，故立门环上。金吾其似美人首鱼，尾有两翼，其性通灵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经》、《博物志》。右尝过倪村民家，见其杂录中有此，因录之以备考。如词曲有“门迎四马车，户列八椒图”之句，八椒图，人皆不能晓，今观椒图之名义，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经》、《博物志》，皆无之。《山海经》原缺十四、十五卷，闻《博物志》自有全本，于今书坊本不同。岂记此者尝得见全书欤？

陆容所录“古诸器物异名”，主要是各种变形龙纹的异称，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属于龙纹的动物纹像，如以虎为原型的“宪章”、以狮子为原型的“金倪”、以螺蛳为原型的“椒图”等等。“杂录”中称这些动物纹像的名称来自于《山海经》、《博物志》，显然是伪托。其实这些称谓正是民间的创造。陆容记录了从民间杂录中见到的14种兽纹的名称，但未提及它们与龙的关系，这显示了陆容治学态度的严谨。正如后人评其著作时所说的“论史事、叙掌故、谈学术，都有作者不少独到见解，较少抄袭旧文。”

龙纹的规范化与多样化这一对矛盾引起了人们的困惑。根据“与真实动物对不上的纹像皆为龙”的习俗，人们很自然地将这些各具名称的变形龙纹及怪兽纹像都视为龙种。世上既有规范化的正统龙纹，那么这些“龙种”也就被世俗想象为龙子了。中国传统习俗常以“九”言极多，恰似清代学者汪中所言：“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述学·释三九》）于是民间遂有“龙生九子”之说。

这种充满世俗气息和戏谑色彩的民间说法在明代成为朝野的热门话题，并被诸多学者在著述中广为传录的原因是颇具戏剧性的。据李东阳《怀麓堂集》载：

昔在弘治间，泰陵尝令中官问龙生九子名目，因忆少时往往于杂书中见之，仓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询之罗编修{41}，{41}仅疏其五六，云得于其师左参政赞者止此。又询于吏部刘员外绩，绩以故册来，册面备录此语，亦不知所从出，因据以复命。

李东阳在明弘治年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是位饱学之士。他对“龙生九种”之说几无所知，后虽经多方请教他人，勉强凑得，然皆“不知所从出”，显然是不见于典籍、只流行于民间的说法。李东阳回复明孝宗（朱祐樘）的答案是：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囚牛龙种，平生好音乐，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遗像。睚眦平生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葡牢平生好鸣，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霸下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足是其遗像。狴犴平生好讼，今狱门上下狮子头是其遗像。赑屭平生好文，今碑两旁龙是其遗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