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是历史无可奈何的选择

禅让是历史无可奈何的选择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仲尼门徒一相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以后，这种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坏。孔子只是“素王”，虽然自命为圣贤政治的不二传人，数度周游列国，可始终与政权无缘，且屡屡厄于野人，空剩下“道不行，乘桴桴于海”的无奈；而控制政权的王霸却免不了道德权威的缺憾，在他们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至于仁义道德，那是装点殿廷、遮掩霸气的一种文饰，最多也只是包裹尔虞我诈、纵横捭阖的一层糖衣。

这是儒家士子永远的遗憾。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他们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致君尧舜”。但众多儒家士子永远也不知道，恐怕也永远不想知道，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它也许只是孔子夜梦周公醒了后的模糊记忆？如果只是因为这一点美丽的残梦，而用数千年的光阴来反复试验，那代价简直就是不堪回首。可是，历史竟真的是那么残酷。

尧舜禅让的政治谎言

最早对尧舜禅让提出质疑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了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在政出于曹氏的现实面前，当了多年政治傀儡的汉献帝，再也无法与没有道德包袱的曹丕并立于世了。曹丕以己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击碎了尧舜禅让的美丽政治神话。

一部有别于正统的异类史书《竹书纪年》也支持这种说法：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直说就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夺取了帝位。舜一上台就进行政治肃反，迅速铲除忠于帝尧的政治势力。透过《尚书》的正统文字，我们依稀还看到这之中的残酷和恐怖：“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演了受禅的一出戏之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猴给鸡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也只是在这种屠杀的恐怖之下，天下人才被威服。《尚书》的意思很明显：“四罪而天下服”——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而坚决的手段，如果不放弃妇人之仁，也就是说，不对帝尧的“四大护法”下重手，则天下是不能服的。

现在让我们剥下儒家描在舜身上的美丽文饰，看看真实的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舜起自田间，躬耕历山。一个乡下的穷孩子，在和平年代又怎么能有那样大的造化呢？从一个普通村民，数十年间竟能先娶帝尧二女，成为朝廷重臣，再为摄政王，最后践天子位。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也不能说舜没有过人之处和独得之秘。

在和平年代，获得政治地位自有它的一定程序，比不得乱世，王侯将相多出于草莽。因此，和平于小百姓是福气，但于政治野心家却不能不说是个限制。但对于真正有手段的政治高手，和平未必就是障碍。我们知道，科举时代通过考试获得进身之阶；在科举之前，选拔官员是征辟。所谓征辟，就是朝廷听说某人有贤名，就下诏调他为政府效力，就是让他出任官员。因此，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要想进入政治轨道，就不能默默无闻，就必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可是怎样才能博取名声呢？无非是德行或才能出类拔萃，但以才能显名于世，不如用德行获得名声来得快。因为，才能要到为官用事时才会看出来，可德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所谓大德只在细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彰显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所以呢，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征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做功夫，不是以隐逸山野来彰显自己淡泊名利的高行，就是以事亲至孝来获得孝子的美名，或者以仗义疏财获得一方善人的荣誉称号。这在征辟制度实行得比较积极的汉代最明显。

舜的独得之秘就是他的作秀功夫一流。舜所以被帝尧征辟用事，就在于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获得了非比一般的社会声誉。他在隐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功夫。他首先在孝上着力，不过这也得力于他全家的配合，他们甘当负面的配角，为了舜的政治崛起，落下千古骂名。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舜的“军功章”上怎么着也有他父母和弟弟的一半。史载舜“父顽母嚣弟傲”，他的父亲、继母和异母弟，为了杀害他，费尽了手段。这里有些让人不明不白，舜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舜在家庭里面的对手为什么屡屡要对他赶尽杀绝？甚至更不可思议、不合情理的是，在舜已经做了帝尧的女婿之后，他的家人还在继续进行对他的种种谋杀活动，在舜修谷仓时火烧谷仓，在舜穿井时落井下石，种种都志在杀之而后快。虽说有后妈就有后爸，但舜的父亲也未免太冷酷无情了吧。要说杀舜是他弟弟象为了独得家产，但在舜贵为驸马后，对于自私的象来说，攀附哥哥比杀害哥哥更能获得利益。儒家的史书对此有一个解释，象在这时候之所以还企图谋杀舜，是为了兄终弟及，继承舜的琴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公主嫂子，自己做帝尧的驸马。这种说法很牵强，因为杀害驸马的政治风险太大了。试想，舜的非正常死亡，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是象母子，因为之前他们就有种种对舜不善的恶名传于外。象难道不明白，骄傲的两位公主会跟杀夫仇人结婚吗？她们会放过杀夫之人吗？以人心度人心，无论君子还是小人，规避危险是一样的。因此，正史关于舜与其家人的恩怨，不是执掌政权的舜的创作，就是他们合演的双簧。

但创作也好，双簧也好，反正舜通过它获得了孝子的美名，这才是最终目的。有了孝子美名后，舜就在历山地面上轰轰烈烈地演绎起他的德与能。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以致他到哪里，老百姓跟到哪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舜一到就迎刃而解；老百姓发生纠纷，也都找他均裁，他一裁还无有不服。当然，这也都是后来舜的御用历史学家所言。总之，他的名字很快穿越历山，上达天听，于是就被朝廷征辟，入朝用事。

舜到了帝尧的朝廷，很快得到帝尧的欢心。帝尧末年，灾害频仍，“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淮山襄陵”。共工、鲧、欢兜等一干名臣此时都在朝用事，这些人都是舜的前辈，舜想有所为，不能越过他们。但他们都没有舜的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舜是驸马，是帝尧在丹朱之外最信得过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份相信，尧晚年不问政事，沉迷修道，对舜的奏请一概是圈阅同意。在舜用事20年之后，朝廷早已物是人非，昔日英华未经秋而凋落，舜之羽翼已成。政出于舜而不在尧，帝尧大权旁落后终被幽禁深宫，太子丹朱也被另处囚禁。但老奸巨猾的舜并没有马上取代尧，他只是摄天子政，在做了8年摄政王之后才惺惺作态一番，假意归政丹朱，但据说由于老百姓不同意，他才勉勉强强地登上帝位。

关于舜归政丹朱的作秀，司马迁这样写到——

“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试比较一下，一个是当政近30年，又是当今摄政王，满朝文武几乎尽出于他栽培；一个虽然是太子，却早被政敌加上了不贤之名，并被幽囚多年。一无羽翼、赤手空拳的太子又怎么能与积威积权的摄政王抗衡呢？只要脑子没进水，没有人会不朝舜而朝丹朱的。舜的摄天子政，在数千年后还有王莽的居摄和假皇帝相比美。有趣的是，舜假惺惺地叹气：“天意如此”，王莽后来废汉时也有样学样地说是迫于“皇天威命”。不管是不是王莽东施效颦，但起码王莽看清楚了尧舜禅让的实质。从来惟大英雄能识英雄，也惟大奸雄能识奸雄。后文要说的王莽、曹丕、司马炎、刘裕等，都是舜数千年后的私淑弟子和知音。

这种政治权谋就怕有了开头，坏的先例一开，就免不了骨牌效应。舜费尽心机地登上天子位，却也同时坐上了政治火山。帝尧留下的烂摊子要他去收拾，天下虽然一时被他恐吓住了，但他接收的只是个泽国，洪水泛滥经年，人民几为鱼鳖。要想真正坐稳天下，当务之急是把水治好，只有先服了水，才能真正让人心服。没办法，舜只得起用出于治水世家的禹。在此之前，舜杀了禹的父亲——治水的鲧。杀人父用人子，舜难道不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吗？可是除了禹，没有人有能力治水，舜不得不控制性地使用禹。禹后来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除了表明他敬业外，也许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想让帝舜抓住他的一丝一毫的缺失。如果他治水过程中过家门而入的话，帝舜完全可以因此下诏斥责他“疏于职守”、“为家忘国”，甚至扣上更严重的政治帽子：“罔顾圣恩，不体朝廷拳拳爱民之心，为儿女私情而忘君臣大义”。大禹后来以俭朴著称，恐怕也与他所处的百般猜忌的政治环境有莫大干连。

对于大禹来说，怀抱血海深仇，在仇敌手下讨生活，只能是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颇得大禹遗风，当他哥哥被所谓的更始帝刘玄杀害后，刘秀没有逞匹夫之勇，而是继续面不改色地效忠于刘玄，终成大业。大禹的行事低调，使得他在极具心机的帝舜手下没有出什么差错。也许是人算不如天算，怀抱原罪的大禹后来竟因为治水这件苦行而最终夺得天下，并顺利传位于子而成就了夏朝的帝业。当然这是后话。

而当大禹奉诏治水时，洪水已经成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治水也自然成为国家压倒一切的任务。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衙门、所有的资源和所有的人都要为治水让路，在此过程之中，国家的权力中心无形中就与治水指挥部重合起来。国家的生杀予夺，人事上的升迁进退，都可以凭对治水的态度“一票否决”。这在帝舜是不得以为之，但在大禹来说，却是个天与的莫大机会。最终，大禹疏通九河，引江入海，建下旷世之勋。也因了这一德被万民的震主之功，更主要的是在治水过程中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掌管了整个国家的人财物，大禹的光芒盖过了帝舜。在伯益等部将的拥戴之下，禹受舜禅也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在此又简单地重复了一下。禹受舜禅，也照抄帝舜当年的旧作——

“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不过大禹不像舜当年那么做作，没有说什么天命不天命的。虽然也是辞辟了一番，那也是程序的需要。大禹虽然也是逼退了帝舜，强行当上天子，但同帝舜全靠沽卖孝名来获取政治资本相比，毕竟建立了惠泽苍生的不世奇功。其践天子位，也算实至名归，天心所向。

起自田土的帝舜，终被玩水的人所取代，最后去南方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就地为陵。可怜一个苦孩子出身的退位天子，演了一辈子的戏，到最后收场时，只有娥黄、女英双美哭陵。也许这所谓的巡狩就透着蹊跷，一个被迫退位的前天子还南那门子巡？何况那时所谓的南方可不能与现今的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南方可比，那个听起来就恐怖的蛮荒瘴厉之地原是最好的流放地。舜之所谓南狩，恐怕只是政治流放的代名词。不然，他的两位###怎么哭得那样伤心，以致血溅青竹，洒泪成斑，最后殒为湘妃，魂绕九嶷。帝尧二女一辈子荣华富贵，父亲和丈夫先后贵为天子，晚年却迭遭政治打压，最后竟然还蒙尘南荒，怀着不尽的愤懑而去。其情其景真正是“人何以堪”！

不过自帝舜始，禅让也形成了一个规矩，受禅天子也不逼人太甚，还保留了退位天子及其继承人部分特权，允许他们以客礼见天子，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正如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仍允刘协在封地奉汉正朔，并言，“天下之珍，我与山阳共之”。但实际上，他们彼此都从内心不想见到对方，一个怀着道德上的愧疚，一个受不了君臣易位的尴尬，所以是以君臣之礼相见还是以客礼相见，从一开始就是不会成为现实的事；退位君主虽然保有封地，其实就是被监视居住，被软禁在封地。到此之时，即便继续享有天下之珍，又同嚼蜡何异？

―从舜禹受禅的被历史神化，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政治神话，什么是政治谎言，明白了为什么谎言被一再重复后，就成了绝对真理和不可颠覆的神话。

汉魏晋南朝禅让的恶性循环

辽人有首《伎者歌》这样唱:

百尺竿头望九州，

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以此诗比之汉末魏晋南朝的政局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汉失其鹿，天下共逐数百年，真正是王朝兴替如走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政权轮替并没有采取革命的形式，而是和平交接，即所谓禅让。禅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激烈，但其文质彬彬的面具下同样充满了血泪。

在舜禹之后，其始作俑者应推西汉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王莽慕古成痴，其改制内容不在此专论。这里就说他怎么让刘氏江山改姓为王。西汉自大将军霍光辅政以后，政局就一直被外戚权臣所笼罩。等到王莽出任掌管军政大权的大司马时，王氏一门已先后有10人封侯，其中五侯更是权焰熏天，轮番出任可比拟摄政王的大司马。“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王家的炙手可热。作为王家侄辈的王莽所以能从“一门俊彦”中冒出来，靠的就是他非凡的作秀功夫。王莽的谦恭使他成为外戚中的一朵亮丽的奇葩，以致获得了大学者桓谭和宗室刘歆的推崇和拥戴。

王莽在经营权力多年以后，就不再满足权臣的名分，开始步步紧逼，欲问汉鼎之轻重。他先毒杀了自己的女婿、那个还是孩子的平帝，立两岁的宗室子弟为帝，并把他的名字改为孺子。立新帝使自己16岁的女儿一跃而为太后，改新帝名字是在向天下表白，自己只是在效法周公。周公当年辅政时，管、蔡二人就曾散布流言，诬周公企图篡夺成王的的江山：“其将不利于孺子乎！”。王莽此举意在昭告天下，自己会像周公那样尽心辅佐孺子，最后功成身退，还政于天子。

当翟义拥戴宗室刘信用武力向他提出抗议后，史载王莽闻之“惶惧不能食”，竟然“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时还满腹委屈：“昔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并效法周公当年作《大诰》###管、蔡，也作《大诰》表明自己的正义和无私。

但他最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权力的持续浸染使他不再满足于大司马，不再满足于摄政王和“九锡”的同天子仪礼，甚至连假皇帝和摄皇帝名号也不足以餍其心。公元25年，他终于背弃了自己对天下的庄重承诺，一日之间否定了自己半辈子的事业，他废汉建立了自己的新朝。“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可笑的是，此时他仍然作秀成癖，走下金銮殿，紧握孺子的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哀叹良久”。意思是说，我本想以周公为楷模，辅佐你到亲政为止，无奈天命不可违，上天一定要我代汉而治天下，其奈何！其奈何！

这“皇天威命”就是当时嚷嚷不休的图谶，所谓天降符瑞言称王莽将代汉而立。其实，这一切做作都是王莽或者其追随者造出来的。不知道王莽是真相信这些图谶还是被自己人蒙骗了，反正他就这样在人造假神话的迷乐声中走向了政治绝路。1890年后袁克定也效法古之成例，印假报纸伪造万民拥戴袁世凯称帝的民意，以欺骗其父，终使老袁走上了不归路。其称帝也与王莽代汉一样成了一个历史大笑话。

同王莽受禅失败不同，后代的奸雄却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他们从王莽的失败中得出了教训，靠女人可以得到荣华富贵，甚至也可以权倾一时，但永远得不到江山。在宫廷内部经营的权力体系，就如空中楼阁，看上去巍峨壮观，却由于没有根基而很容易在政治风雨中瓦解冰消。像王莽，其权力取得全来自王氏家族的一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现在贵为太后。因此他的权威基本上只局限在庙堂之上，并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能号令天下，全靠扛着汉朝廷这面大旗和太后的支持，一旦没有了这个“橡皮图章”，其权力合法性的大厦马上就坍塌了。所以他代汉自立，马上就遭到社会中上层的坚决抵制。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他厉行新政，以上古圣贤的名义改革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企图取悦中下层老百姓。可他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一场正确的改革，糜烂的政局和崩溃了的经济，使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所以他的每一项新政都遭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在一个错误之后，他又接着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企图用暴力强行推行改革，结果使得各种反对力量形成合流，以致政局鱼烂河决，终于不可收拾。其新朝也随着他被民军所杀而夭折。

撇开其他原因，王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不是自己一刀一枪挣来的，靠妇人女子九曲深院里的因缘际会去偷盗别人的江山，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家正统时代，天然地就缺乏合法性。所以，王莽之后，谋求禅让者多是能将能相的权臣，其身边聚积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并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其夺得天下虽然是通过禅让，却也经过多年甚至数代苦心经营，也是刀口舔血、出生入死而来。

曹氏代汉而立就是这样。曹操靠收编黄巾残部起家，在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和屯田的经济政策之下，再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终于荡平中原，打下自己的一片基业。但他还有自己的道德包袱，还没有代汉的政治勇气，“使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终其一生，曹操虽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但一直还是安安份份地做着“周文王”，奉汉正朔，做着汉臣，在魏王和汉丞相的位子上死去。

新魏王曹丕继位后，他要兑现其父要他做周武王的期权。其时，虽然有孙权、刘备的不断犯边，但基本不成气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旧布新，建立新朝，已经是人心所向。各种力量都在推动曹丕采取行动，而曹丕本人也没有乃父的道德包袱，年轻人的勇气和虚荣心也在激荡着他朝皇帝的宝位冲击；那些曹氏部属也在设想着如何弹冠相庆，如何分新朝一杯羹。于是自有小臣去逼去劝汉献帝效唐虞旧例，把帝位禅让给魏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公元220年，曹丕终于逼迫汉献帝把帝位禅让于他，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他追尊其父为魏武帝，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曹丕还同时给刘协留了句客气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但刘协是不是共到所谓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后来活到54岁死去。

不过刘协聊以自慰的是，那个逼他禅让的曹丕并不长寿，只活了36岁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也只活了30多岁就扔下了孤儿寡母，遗命司马懿和宗室曹爽辅幼主曹芳继位。最高领导人频繁更迭，而且继位者年龄越来越小，这就为权臣的诞生准备了现实条件。司马懿是曹操时的旧臣，辈份很高，是小年轻的曹爽难以望其项背的，朝政大权很自然地就落到司马氏手上。

同曹操一样，司马懿也有他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他都是魏臣，并不遗余力地为魏东征西讨，顽强抗击西蜀的军事冒进，并彻底地遏制住了诸葛亮的北伐努力。堪称魏朝的柱国之臣。但正如后来唐末的一位诗人有感藩镇之祸所言：

中原莫遣生强盗，

强盗生时不可除，

一盗既除群盗起，

功臣多是盗根株。

司马懿成为魏朝柱国之臣，多年手执兵符，统率百万大军，屡屡打退外敌的侵犯，这奠定了他在魏朝廷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这对一个主弱臣壮的政权来说，并不是好事，其可怕远甚于强盗和外敌，事实上司马氏后来也确实成了魏政权的掘墓人。生杀赏罚之权不再出于朝廷，而渐渐下移至司马氏之门，司马氏在魏廷也渐渐获得了曹氏当初在汉朝廷的地位。

历史又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出戏，准确地说是演员照抄了前人的旧作。司马氏第二代司马师开始主宰魏朝廷，甚至径行废立，他竟然把乃父当年受命辅政的对象曹芳废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耄为帝。司马师后来疯疾暴死，继其位者是他弟弟司马昭。这个司马昭表面上没有其兄那样霸气，骨子里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他名义上的皇上曹耄对他的的切齿之言。

这个曹耄少年气盛，不忿司马氏专权，想做真正的皇帝，可他除了身边的几个太监并无一兵一卒，就是身边的太监也保不准是司马氏的耳目。这也不能怪他们，凡夫俗子总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为了生存也讲不了什么君君臣臣的大义了，何况你曹氏当初也是不君不臣过来的。曹耄在发了那一通不知死活的怨言后，竟然仗剑冲出后宫，摆出一副与司马氏拼个鱼死网破的架势。可他的匹夫之勇碰到真匹夫就立马完蛋。司马氏的人也挺剑迎上来。当大家还慑于君臣之义时，司马氏的鹰犬贾充高呼：司马家养你们多日，就为的是今天。以致宫闱惊变，血溅宫墙，曹耄被当场刺死。这个贾充也算与司马氏有一段孽缘，《晋书》“武帝纪”称他“贾充凶竖”，一个凶恶的小人。其女后来嫁给晋朝的第二个皇帝惠帝司马衷，就是那个乱晋政的贾后。这个据说又矮又黑的贾后精于权谋，又有政治野心，一手挑起了“八王之乱”，从而使短暂统一了全国的晋朝，不得不在“五胡”的凌厉攻势下成为偏安江左的割据政权。这个惠帝就是天下饥馑时问百姓“何不食肉麋”的那个蠢材皇帝。他们也算是一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天成佳偶，或者叫一对真正的狗男女。当然，这是题外话。

曹耄死后，满朝文武，只有司马懿的弟弟、老臣司马孚抱尸痛哭。按说，就是要做做表面文章，司马昭最低也应该弃车保帅杀贾充以谢他弑君之罪，从而维持君臣的起码体面。但司马昭连这一点体面也不要了，贾充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如果司马昭忍痛杀了贾充，恐怕就没有后来晋惠帝时贾后专政的惨祸了，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办法，魏明帝的老婆、当今太后只得下发诏书斥责高贵乡公曹耄，并将横死的皇帝贬为庶人，以民礼下葬。做皇帝、做太后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悲哀两个字怎么写了。只能说，前有行者，后就有跟者；你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十五。恶的示范效应从来比善要来得快来得猛。

司马昭很快又立了另一个宗室子弟曹璜来当新傀儡，就像当年王莽为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改名孺子一样，司马昭也把新君改名曹奂，其潜台词是取其光明、换新之意，要他与前任曹耄划清界线。这个曹奂在司马昭手上基本上还挺过来了。等到司马昭一死，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曹奂的皇帝日子也到头了。公元265年，司马炎效曹丕故例，逼迫15岁的曹奂禅位于他。于是夺汉天下的曹魏也在45年后被司马晋夺去了天下。也算是“前人田土后人收”了。

但是，“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司马炎登上帝位15年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全国，从而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但他在做了真正的中国大皇帝10年后就一命呜呼。他死了以后，晋朝又落入权臣内斗的恶梦之中。司马衷继位后，皇后贾氏与太后杨氏为干政事大打出手，在她们的背后分别是皇后父亲“凶竖”贾充和太后父亲“豺狼”杨峻，这两个外戚权臣又联结着宗室亲王和朝中大臣。权力斗争很快发展为生死之搏，亲王们都进行了军事动员，以致晋王朝陷入了近30年的内乱，史称“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在持续的“军阀混战”之后，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以致被“五胡”所窥伺，长安、洛阳沦陷，晋室被迫南迁。中国在短暂统一后再此陷入分裂。

晋室偏安江东，在淝水之战后顶住了胡人的南下攻势，但后来又几乎命丧权臣内乱，最后靠刘裕击败了篡位的桓玄。但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一盗既除，更生一盗。而这后进的虎、新生的盗就是当初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刘裕就是晋室的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但他也自然地成为后进的虎、新生的盗。

《资治通鉴》说刘裕在再造晋室之后滋生了政治野心——

宋王〔刘裕〕欲受禅而难于发言，乃召宋臣宴饮，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战，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惟盛称功德，莫谕其意。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还外，乃悟。而宫门已闭，亮叩扉请见。……亮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

刘裕想跟前辈受禅的曹丕、司马炎学习，却一时自己说不出口，所以他召集部属喝酒，希望他们提出来。但他绕了个弯子，先说自己如何再造晋室，如果没有他，晋朝早灭亡了，现在虽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但位极人臣，恐怕不是好事，所以想辞去晋朝廷的一切爵位，到京师养老去。刘裕向自己的部属暗示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晋朝其实20年前就已经灭亡了，是我刘裕让它又活了这么些年，就算我现在代它而立，也不算盗取他人江山社稷；第二层意思是，我现在已经位极人臣，皇上已经赏无可赏了，从来功高震主，当皇帝无可赏时，通常就意味着要杀了，我担心这样下去要出大事；最后一层意思说的更直白，我刘裕不想再要晋室的爵位了，我想去京师养老。从来戒慎恐惧的功臣功成身退都退归林下，唯恐离权力中心不远，岂有往政治漩涡里去的道理？刘裕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无论从仁义还是自我保全的角度，我都要去京师去皇宫度我的余年。

可惜一干部属都不明白老刘的心思，只有傅亮喝完酒出门后被风一吹，觉得刘裕好像话里有话。终于风吹酒醒，脑子灵光一闪，突然看出了端倪，明白了刘裕绕这么个大弯子原来是想受禅当皇帝。他自觉立功的机会来了，就回头敲门进去跟刘裕请假说要去京师走一趟，两人彼此心照不宣。傅亮出了刘家的门后，天已经黑了，只见长星划过中天，傅亮认为这是天意显示，世间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了。天人感应学说认为，长星过天是改朝换代的神示。没有其他旁证证明这一天文现象，这段神话很可能是出诸刘宋的官方正史，用意在证明刘裕的奉天承运，应天顺人。借禅让主谋傅亮之口说出这段神示，还特意点明他本不信天人感应，目的是强调天要灭晋，非刘裕之罪。

紧接着，傅亮去京城，带着起草好的禅位诏书去找晋恭帝，叫恭帝手抄一份。前朝逊帝在这非常时刻总是哭哭啼啼，明知大势已去还要恋栈不已，结果徒然弄得正准备登基的人心里不痛快。这个人不痛快，别人还能痛快得了？马上要退位的皇帝又怎么能痛快得了？这个晋恭帝倒不像他的前辈，他不但痛痛快快地答应禅让，而且还说早该禅让了。刘裕碰到这么个知趣的人，少不得要多浮几大白。这个达观的逊帝高高兴兴地誊写了一遍傅亮起草的禅让诏书，还对身边的人说：“当年桓玄作乱时，晋已经失去了天下，我家的江山能延续20年，都是刘公所赐。今天我把天下禅让给刘公，我心甘情愿。”刘裕受禅后改国号为宋，史称南朝刘宋。晋的末代皇帝晋恭帝被封为零陵王，所有待遇比照晋初。

这个晋恭帝也算一个看透时势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是生不逢时，一定也是个权谋高手。当此之时，如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发泄自己的悲愤和仇恨，岂不扫了人家的兴？虽然人家能理解，那对你今后的人生又有何益？晋恭帝此番言辞的效果简直可以同那个乐不思蜀的刘阿斗比美。千百年来人们都在嘲笑刘禅的不知亡国之恨，嘲笑他的“此间乐，不思蜀”的名言，却不知道这可能是他在司马氏的恐怖之下自保的一种手段，是故意示愚和养晦，从而借此保其天年。否则以其当初对诸葛亮如对仲父的姿态，虽然昏聩，却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让对手鄙视的童真之言。晋恭帝也算顺时随命，与时俱进，用一句惠而不费的漂亮话，换来后半生的平安，说起来还有很大赚头。用现在的国与国间的外交辞令来说就是，在被迫签订这份不平等条约时，晋恭帝通过外交手腕最大化地争取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可是刘宋的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准就没有晋恭帝这份从容，不过刘准还是13岁的孩子。他在权臣萧道成的鹰视虎眈之下，在帝位上呆着的最后时刻，被萧的杀机所镇慑，几之魂不附体。当萧道成的大臣王敬则逼他出宫时，小皇帝——

“不肯出，逃于佛盖之下，王敬则勒兵殿庭，以板舆入迎帝。太后惧，自帅阉人索得之，敬则启譬令出，引令升车。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皆哭。”

可怜惊吓过度的刘准害怕被抓走杀害，竟然躲到慈悲菩萨的塑像下面不肯出来。但太后知道，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死只在对手的一念之间，如果惹恼了他们怎么得了！太后赶紧领着太监把小皇帝找出来了。即使在知道不会被杀之后，这个小皇帝还是说出了千古亡国之君的伤心欲绝：希望后世转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在刀斧面前，13岁的宋顺帝下了最后一道诏书，禅位于齐。萧道成也像宋顺帝的祖先刘裕一样受禅登上了帝位，史称南朝萧齐。从而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短命王朝。

历史之轮很快就转到萧齐的末代，大司马萧衍崛起，统领大军的他心中也萌生了受禅的想法。其追随者沈约察言观色，就进行劝进：

“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历数所在，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

沈约关于天道人心的漂亮说辞，无非是要打消行将篡夺者的最后一丝君臣之义的顾虑。萧衍终于改元称帝，当时合法的皇帝不在京城，所以萧梁是称帝在先，受禅在后。过了些日子才由齐之末代太后颁令使改朝换代合法化了。太后令说：“西诏至〔时齐和帝在建业之西还未回京〕，帝〔指齐和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归于别宫。”齐太后说，齐和帝效法前代旧例，要把天下禅让给梁，请梁派个特使来，明天我这个齐的寡妇就把传国玉玺送给你。

萧衍是为梁武帝，他奉齐和帝为巴陵王，优崇之礼，皆仿齐初。

梁末的权臣陈霸先也照葫芦画瓢，他派手下带兵入宫，把梁敬帝带走，把事先起草好的禅让诏书让末帝手抄一遍。陈霸先建立了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国号为陈，他奉梁敬帝为江阳王。可他这个王朝比他的前辈差多了，在其子陈叔宝手上就被北朝崛起的大隋所灭。

自汉末黄巾以来，至此已经400多年，中间虽然有晋的短暂统一，但分裂和###一直连绵不绝，在这险恶重重的政治黑夜中，人性阴暗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历史从来没有像这样填满了无休无止的征战和杀戮，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阴谋和篡夺。

只要一个政权内忧外患不断，就离不开权臣，尤其是军事强人。一旦这个军事强人长期手绾兵符，甚至父子相传，而不幸的皇室又为孤儿寡母时，那君臣易位就是迟早的事。特别是在乱世，纲常的约束力衰微，篡夺和阴谋就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禅让不过是强附在这之上的一层涂色，半遮半掩，欲盖弥彰。

禅让的历史逻辑

我们同情弱势的君主，但我们也不可以责备代之而起的强臣，在历史面前，任何道德臧丕都无关紧要。禅让的例行化只是证明帝国旧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

按照帝国的创建原则，君强臣良，君臣的力量对比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但绝不可以出现凌驾君主的强臣。一旦有这种不好的苗头，帝国内在的机制就会自动予以修复。要么是君主以神圣的名义，借助外力，通常是通过奇袭等阴谋手段，迅速制伏为首的强臣，从而重申君主不可侵犯的威权。像三国时吴主对付孙綝，清康熙对付鳌拜。要么是强臣效老庄之道，“功成身退，天之道”，故意示柔示弱，放弃权力，淡泊名利，甚至退归林下；或者广置田宅，多畜歌儿舞姬，以自清或自污的两种手段来表明自己的没有政治抱负，从而让心存疑虑的君主放心。中唐的郭子仪“功高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众不非之”，就是因为他办完事就走人，不贪权，不与人斗，广结善缘，征逐酒色；晚清的曾国藩挟平太平天国之威，拥兵东南，在关于他有异心的谣诼纷起时，没有引起慈禧太后的猜忌，靠的就是他“种菜养猪”的家书和“三省吾身”的日记。

但是，这种自我修复的机制有赖于帝国的向心力和纲常道德对臣下的软约束。一旦王室频烦发生权力交接，君主年幼，权力长期集中在个别权臣手里，君臣力量对比发生逆转，那么政权的平衡机制就被破坏。时日一久，这种失衡就被视作理所当然，往日不正常的东西也变成正常。到此之时，作为君主，要么承认现实，甘当傀儡；要么依靠另一种政治力量，采取秘密手段，以消灭权臣的人身为最终目的。东汉桓帝在大权旁落多年后，就依靠宦官的力量，有一天突然包围了大将军梁冀的府第，迫使梁冀夫妇自杀。当然，像汉桓帝这样，又使自己成为宦官手中的权力“人质”。而作为权臣，长期不行臣道，心里也存在着隐忧，既背负着纲常的压力，又得提防着君主的自我政变。因此，为了自我保护，他就不断加强对君主和其他大臣的特务政治，收买、监视、打压、暗杀，无所不用其极，只到把同情君主的势力消灭殆尽为止。像曹操杀汉献帝的伏皇后和皇后父亲伏完，杀持献帝衣带诏的汉臣，司马氏杀曹魏的皇后。这种诛杀通常都还是通过君主的诏书来进行的，这实际上也是权臣对君主不甘傀儡的一种报复，用这种精神摧残来对君主西西弗式的徒劳进行惩罚。但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权臣为了权力的长治久安，在适当的时机，就会采取非常手段，以神圣的受禅手段，废去旧政权的合法地位，建立自己的新王朝。但是只要没有解决好帝国的的权力平衡和修复机制，这种权力更替的先例一开，纲常和道德的约束也就成了秋后的稻草人，不再具有任何的约束作用，历代权臣们也都有了照猫画虎的便捷。禅让也就成为一个不断出现的政治常用语。

何以一些短命政权最后都以禅让来终结？在披览历史的纷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禅让的持续出现自有其内在逻辑，与任何个人政治野心没有必然联系。人在权力江湖，确实身不由己，要想不被别人收拾，就得收拾别人。这种内在的逻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中国这个黄土帝国，立于两河之下，其形成之因据说就是为了治水和救荒。为了维持帝国的有效运转，就必须有一个强势领袖和高效率官僚队伍。在强调强势领袖的同时，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持权威又保证效率。因此当这种平衡被打破以后，无论是皇帝过于独裁，还是皇帝成为傀儡，都会导致施政失误。在一连串的失误之后，社会就会走向崩溃，进入混乱状态。可是即使在乱世之中，帝国的残余影响和其当初形成的原始动机还在起作用，顺天理应人心，重造一体化，就成了政治演变的内在动力。因为有这个历史大目标的指引和驱使，各种政治人物都在企图成为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特定人选，即所谓“真命天子”，其所有政治行为甚至包括个人修为都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但是这一企图在其政治生涯刚开始时并不很清晰，一开始他们只是想成为那个高效率官僚队伍的一员，尽心辐佐君王，共造帝国的盛世。只是在君王成为强势领袖的努力迭遇挫折，最后变为不可能时，他们才接过这个传世的梦想，继续进行自己的努力。所以就有了禅让这个权力的和平转移。

唐尧末年，水旱连年，时间之长，旷古未闻，帝尧抗灾的乏力，极大损害了他的权威，一个长期在位的君主在他老年时展示了他威德和身体的同步衰弱。诸侯势力蠢蠢欲动，换个人做做看的呼声开始出现，所以才有了形象清纯的虞舜的崛起。虞舜所以能崛起，撇开其个人能力和手段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本身需要一个强势领袖来抗灾救济，重建帝国的信心。舜也明白这一点，他一上台就厉行新政，加强王权，诛杀妨碍其权威的代表性政治人物，即所谓“四凶”。但在抗灾过程中，灾情之大和最后的成功却凸显了另一个政治人物，其功勋之著和道德感召力使舜的细行小德显得暗淡无光。这个人就是禹。禹代舜而起是一种时势的必然，在救国救民的大实践中，人们发现勤勉能干、心忧万民的大禹比空有道德声名的帝舜更像一个伟大的君王。在汉末魏晋南朝时期，人心对统一和强势领袖的诉求，成为一种左右历史的内在力量。无论是曹操、司马昭，还是刘裕、萧道成，都是在想成为这个天命人物，也都是在朝建立统一帝国的目标迈进，其最终虽然都没有完成这一洪愿，但其行动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

这就要说到禅让成例的第二个原因了。越是朝统一和强势领袖的方向努力，反而越是走向分裂和君权的弱势，并在这过程中形成新的权臣，导致新的禅让。

比逢乱世，要想重造强势领袖，势必诉诸武力，这就无形中造就了军事强人，其政府也自然成为军政府。可是但军事强人成为权臣并最后受禅为新君后，他就成为全民首脑，而不仅仅是军队的首脑，军政府也有了转变为民政府的内在要求，他这个昔日的军政首脑也不得不朝着民政首脑进行角色置换。可是，大统一的局面还没有最终实现，内乱仍然需要军事强人。在其政权开始的时候，君主还可以凭借其固有的影响，有效控制军队，所以他虽然逐步转化为民政首脑，他依然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可当皇位传给其子孙时，政治情势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这些新君，经常还年龄很小，不比其开国之君是从基层做起，懂得社会的艰难和险恶，其个人威信也是在长期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他们则是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福禄来自祖德，与其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对政治的尔虞我诈和波谲云诡没有感受，与军队也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私人接触，更谈不上直接指挥了。他只是靠诏书同军队保持联系，所以对其本人来说，他实际上已经同军队脱节了。可另一方面，为了再造统一和强势王权，军队还在征战不已，其直接领导人的权威就在奉旨治军过程中日积月累地建立起来了，时日一久，终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其羽翼渐成后，他就成了新的权臣，并子孙相传，世代控制军队，民政府就这样又退回为军政府。但这个新的军政府首脑也有成为民政府首脑的欲望，在加上攀龙附凤之辈渴望弹冠相庆，从而恶性循环，禅让不断。

帝尧当年让舜管事，20年政出于舜而不在尧，权力渐渐向舜转移，政府的具体事务都由舜亲力亲为，客观上就造就了权臣舜，削弱了帝尧；

而当大禹在旷古的抗洪治水过程中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控制了舜帝国的人财物时，大禹就成了新的权臣。其取而代之后，所以没有重蹈前两任的覆辙，是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帝国的重造，建立了无匹的功勋，拥有了神圣的道德地位。再也没有人能撼动其历史地位，所以他能够子孙相传，成就大夏的千秋伟业。

但从曹丕、司马炎到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他们的政权却不能像大禹那样逃脱禅让的历史宿命，其本人是禅让的作俑者和受益者，但传不了几代就被禅让的幽灵所困扰，走马灯一样地上演着悲悲戚戚的亡国惨剧。

还要说到第三个原因。在社会大崩溃过程中，昔日帝国的意识形态也土崩瓦解，君臣大义、纲常礼教都不再神圣不可侵犯。它对人性约束的趋缓，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个人自由，也算一种解放思想，如“竹林七贤”的隐逸高情和魏晋南朝的文化浪漫主义。但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丑恶一面的制约。一些政治人物一旦拥有权力后就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为了一己之私而放弃曾经奉为圭臬的仁义道德。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就存在一个悖谬，一方面，时代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是重造统一，再建纲常；另一方面又为了这一目的去败坏纲常，去弘扬仁义道德的对立面。

曹操为了在中原逐鹿中胜出，率先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战略，只要有一技之长，其个人品德不在考量之列。他在那篇著名的人才招聘广告中特意举了“陈平盗嫂”的典故，意在说明，本官要的是人才，只要有真才实学，个人品德再坏都没关系，绝不影响封侯拜将和升官发财。所以他虽然知道司马懿“鹰视狼顾”有异心，也就是政治上不可靠，但他还是舍不得其大将之才。事实上，曹魏后来也只有他能挡得住诸葛亮的“七出岐山”、“九伐中原”。曹操唯才是举，不讲政治，司马懿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曹操的见人之明。司马氏后来的篡夺，原是曹操养痈遗患。曹耄后来血溅宫墙，曹奂愤怒“司马昭之心”，也都是拜其祖先曹操所赐。只能说天下是阿瞒打下来的，天下也因为阿瞒丢掉的，得之不必喜，失之也不必悲。

司马昭欣赏贾充充当了篡夺急先锋，司马炎不但任命他为宰相，还同他结为儿女亲家，明知“贾氏种妒丑而黑”还是聘他的女儿为太子妃，司马炎的老婆杨皇后只为贪图贿赂，就在丈夫面前猛吹枕边风，这一对富有四海的夫妇，就这样为未来的皇帝娶了这么一个丑而无德的媳妇。等到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贾家的丑女儿就成了贾皇后，这个出身奸佞小人之家的女人，马上联络诸侯王和父舅从兄，合纵连横，翻云覆雨，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权力斗争，导演了一场全国动员的内战，这就是史称的“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晋朝对全国的短暂统一也随后解体，晋室也只得东徙江东成为一个小朝廷。可笑的是，那个贪图贿赂的杨皇后后来成为太后，结果竟死在自己力主聘进门的儿媳之手，还带累自己的父亲杨峻被杀于马厩；那个弄权的贾后也在内战中被杀，其昏聩的丈夫也被人毒死。

这些恶的示范作用又加速了帝国残余意识形态的瓦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篡夺和阴谋，即使不戴禅让这顶美仑美奂的帽子，也不会令人惊讶。在这个道德希缺的时代，不仁不义成为常态，继续遵循传统道德礼教反而是变态。

篡夺也好，禅让也好，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重建帝国，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在标上做功夫，并未触及根本。自汉末形成的流民潮造成整个社会的巨幅动荡，并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由于有这些庞大的流民潮存在，只要给饭吃，则任何一个政治野心家登高一呼，就可以随时拉起一支队伍；但是这些队伍都是乌合之众，社会又处在一个整体道德失控的状态，所以只要又有一个野心家出价高，则变节和叛变就会随时发生。再加上游说之士的合纵连横，则吕布可以一叛再叛，蔡瑁张勇可以投降曹操，姜维也可以背叛曹魏，诸葛亮可以连蒙带骗强借了东吴的荆州，孙权自然可以背叛孙刘抗曹同盟，杀了关羽。

这个时代之所以与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阴谋、权术和计谋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就因为这两个时代同样都是旧的社会结构已经崩溃瓦解，而新的结构又没有形成。在这一特定时代，人性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都竞相走向前台，不遗余力地表演，并声嘶力竭地招徕着自己的追随者。而一大批被饥饿所驱使的盲目的流民，就成为这些野心家手里的棋子，他们被帷幄之中的将军们所运筹，为了一碗饭，或者还为了想象中的荣华富贵，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一场接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戮之中，以致血沃中原，白骨成山。

而统一的和平帝国的梦离他们越来越远，儒家所梦想的政道合一的清明盛世则更加渺茫。我们在儒家标榜的尧舜时代看到的是阴谋和篡夺，在魏晋南北朝的漫漫长夜里，我们看到的则是阴谋和篡夺更加猖獗的魔影。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连神秘的预言家也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起码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的“U”字型隧道里，我们看不到一丝尽头的亮光。

〔本文参考书籍：《史记》、《汉书》、《竹书纪年》、《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