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吞大象（10）

《礼》曰：“天子死社稷。”北宋末年，文有李纲，武有种师道，且有勤王之师数十万接踵而至。试问：长驱深入、后无援应的金兵，怎能久围汴梁城下？若诛贼臣，斥群奸，缮甲兵，搜卒乘，虽有十个金国，犹足以御之城外！却怪少帝，惟其不悟：“故寇临城下，谋无一断；寇去黄河，猜疑如故。”即使诛灭了蔡京、童贯六贼，又冒出耿南仲、何栗诸人，其误国误君与六贼岂不相同？而真正酿造这场历史悲剧的原因，应当归咎于北宋王朝一百六十年不变的军事制度。

北宋的军队，有禁军、厢军、乡军三种。其禁军（正归军）数量，为中国历代王朝之最。在宋太祖开宝年间，在籍士兵共三十七万八千，其中禁军为十九万四千；至宋真宗天禧年间，在籍士兵猛增到九十一万二千，其中禁军有四十三万二千；而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在籍士兵竟高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其中禁军就有八十二万六千。后至宋英宗治平年间，在籍士兵回落到一百一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还有六十六万三千。如此庞大的军队，耗用了朝廷税收的十分之九。纵观北宋的前朝历代，国库开支的最大项目，往往都是宫廷消费。而北宋在宋徽宗赵佶以前，其宫廷消费属于历代最节省的一个王朝，北宋皇宫属于历史上最小、最朴实的一座。历朝历代皇帝，无不穷极当时的建筑业水平、工艺成就去营造皇宫，而北宋却对皇宫建设相对淡漠，尽管当时的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都可谓“历朝之最”，如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开拓造纸新技术，将火药广泛应用于生活领域，发明指南针，发明活字印刷术，都是在北宋年间。北宋朝又是一个宫廷内政较为平静的王朝，两汉、两晋、隋唐，历朝历代都有的外戚嚣张，宦官、后宫干政，及其带来的恶果——朝廷*、政局动荡，这些在宋徽宗赵佶执政以前，几乎从未发生。然而，北宋豢养着一支空前庞大的禁军，却又不能在捍卫边陲和拓展疆域上，发挥它的应有战斗力，这就成了北宋灭亡的最大致命伤。

北宋的禁军之所以庞大，究其原因，有一条是由于京都汴梁的地理位置所引起。汴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地带，可谓一马平川，水陆交通便利。但却有着自然客观的地理缺陷：没有山川险阻，是一座易攻难守的城池。宋太祖赵匡胤对此曾经有所顾虑，多次前往西京（洛阳）考察，认为西京才具有作为京都的地理条件。他曾明确表示：“吾将西迁定都洛阳的原因，不为别的，就是要倚仗山河之险而去冗兵，遵循周、汉的传统，以安定天下。”但这位北宋开国皇帝的意愿，最终没能得到皇室重臣的支持，尤其是弟弟赵光义，他们则安乐于汴梁的四通八达、漕运便利、重兵屯驻、府库丰足。而这以后的历史发展，恰恰印证了宋太祖的预感：汴梁城无山河之险，需要大量的兵力来护卫，将成为北宋朝廷最不堪承受的负担。在那太平岁月，一个朝廷用百分之九十的税收，豢养着一百余万靠当兵谋生的男人，他们的女眷也在朝廷的供养之下。但兵员数量多，并不代表战斗力强；相反，冗兵越多，就越不能打仗。因此，北宋禁军的战斗力，实在令朝廷沮丧。

更为复杂的是：北宋以前的五代十国，皆因兵变，推动了朝廷政权的变更。北宋朝的建立背景，也是一场陈桥兵变，赵匡胤当上了皇帝。因此，为了谨防士兵再度拥戴武将，反叛朝廷，重蹈“陈桥兵变”之辙，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制定了一整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军事管理制度，成为祖训，一百六十多年不变。真可谓：思前想后，用心良苦！

故北宋之亡，非女真亡之，乃赵宋自亡。北宋王朝，自太祖、太宗立国，传至徽宗、钦宗，共历九位皇帝，凡一百六十七年。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丙辰，汴梁失守；次年二月丙寅，徽钦二帝被金太宗废作庶人，沦为女真囚徒；三月丁酉，张邦昌由南薰门入居尚书令厅，被金太宗册立为大楚皇帝。泱泱北宋，拥有五千万子民，拥有六十万禁军，最终却为总人口仅二、三万的女真民族所灭亡！真是：

谨记杯酒释功臣，无思择将勤治军。

前车之辙妄为鉴，艺祖遗训误宋君。

议和议战，痛失汴梁；误国误君，受辱靖康。

当日，正在与粘罕交战的“张铁山”张俊、“髯将军”杨沂中，一听到宣化门方向传来的号炮声，知道汴京已经失守，赶紧勒转马头，朝着相州方向，杀开一条血路，投奔康王赵构而去。

粘罕阴冷一笑，大声令下：“开炮！”

置放在通津门外的上百门“铜统”，一起朝着汴梁城，轰然射击。

此时此刻，李纲正怀揣着北宋末代皇帝的最后一道金牌令，带着十几位家丁，一路狂奔，直趋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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